有的队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产部分提成多少，减产部分扣分多少。各地各社可以酌情自定，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中，必须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按照各地具体条件，可以分别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产到户”的办法。这是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一种有效办法，……每个社员都应该保证按时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完成任务，……要做到每一块耕地，每一件农活都有生产小组和专人负责，在农活完成后有专人负责验收。
邓子恢尤其担忧高级社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片混乱现象。他认为，农业集体经济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巩固时期，先必须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农业生产责任制。1956年４月，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级社要搞好生产，必须“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
6月，他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言中进一步指出，从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没有全面的计划管理，没有具体的劳动分工，没有适当的定额管理制度，是不可能办好的。管理不善，分工不明，定额偏高偏低，都会造成生产上的损失，必须帮助他们迅编好固定的生产队，划分耕作区和副业组，制定劳动定额，实行按件计酬，包工包产，产奖励，建立牲畜的饲养管理使用等制度，并要制定适当的增产指标。这以后，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
1９５７年９月1５日，邓子恢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把一年来各地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制度做了系统的总结，概括为“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他说，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财物）是处理社与队关系的一种最好办法”，采取“两个指标（计划指标、包产指标），产提成，减产扣分制度”，可以使社队关系合理化，避免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他还结合科学管理的思想，提出了“计划指标略高于常年实际产量，而包产指标略低于计划指标”，联系“工包到组”、“组包片”、“田间零活包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等具体措施，从而展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思想。
在这段时期对邓子恢倡导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默许的，默许邓子恢推行这种制度，只在于他看到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确有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展的作用。因此，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保持沉默，既不鼓励，也不公开表示反对。到了1９５８年，随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认为还是“人民公社好”，集体吃、集体干，这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于是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表示不满意了。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因此受到责难，被斥为“促退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也被视为搞“单干”。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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