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民间文化形态的现实主义创作基本上受到压制。浩然先生的创作开始于5o年代，民间性的自成份还相当浓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泼，内容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与当时河北文坛上另一位文学新人刘绍棠相映成趣。但从6o年代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出版。这部作品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里能够一枝独秀决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它能够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再说《金光大道》，这部四卷本的小说开写于197o年，完成于1977年，正是“四人帮”利用权力企图重建直接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文化体系的时期，我不知道浩然先生怎么会有“有意回避现实”而创作长篇小说的自由？我手边还保存了《金光大道》前两卷的初版本，书上的内容说明是这样来概括的：“通过解放后华北一个村庄的革命演变，描绘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高大泉等英雄人物正是“坚持**的革命路线，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向党内的错误路线、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暗藏的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展开一个又一个回合的反复搏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巩固、展了互助合作组织，建立起天门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事实上，当年读过这两卷小说的读者，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虽然写的是“远离”“文革”时代的“夺权斗争”，却写了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夺权斗争”；虽然没有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却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5o年代的“路线斗争”。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中央的政策有过几次反复，直到1955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邓子恢部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错误地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党中央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大反所谓“小脚女人”、“右倾思想”，结果助长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展。接着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把党内在合作化度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开了一个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将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上钢为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先例。这些“左”的思想路线与后来几年中的“左”倾冒进错误的展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不知道浩然先生在写《金光大道》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认识到这些历史的真实，有没有具备了表现这些真实历史的良知和勇气，凡读过前两卷小说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小说里塑造了一个谷新民县长，来暗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浩然把《艳阳天》里的两军对垒模式扩大化，编出了高大泉――张金、田雨――王友清、梁海山――谷新民的三级斗争模式，正是图解了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
《碧爷爷故事集》第二卷59、评浩然的作品-->>(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