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斗争的长久性，图解了“文革”时期反“党内走资派”的理论，这难道是远离了“文革”时期现实的题材吗？浩然先生自己参加过农业合作化运动，自然会受到当时“左”的主流思想的影响，他所看出的“生活真实”只能是代表他当时认识水平的真实，而没有权力向读者宣布，他所描写的这一切就代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真实”。如果浩然先生是个真正对农民怀有深沉感情，用强烈的主体性来拥抱、融化生活中某些真实现象的作家，那么，他即使在作品里有意图解当时“左”的政策，他也有可能通过民间化的艺术手法表达出农民们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真实思想感情（如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对土地的那种深沉的爱，本身就含有强烈的诗意）；或表现出“左”的思想路线怎样一步步得逞，把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引向浮夸冒进的歧路，这也同样能达到现实主义的胜利（譬如赵树理为代表的“农村中间人物”的艺术创造，在中国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史上，将会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可惜的是，浩然先生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在这部小说淘汰了十多年、因为某些不正常的商业手段而重新炒热以后，他居然还在梦幻般地追恋当年的所谓“真实”，还在强调“原汁原味”，甚至还自称是“用笔反映真实历史的人”，这难道还不该受到责怪吗？
浩然先生还自称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大胆地写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等其时很不时髦的情节和内容”。这如果仅仅出于商业上的促销手段的话，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为了解释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那就不对了。这部小说为了图解和宣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任意歪曲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本身就无所谓“艺术良心”可言，至于什么“爱情纠葛”，在当时岂止“很不时髦”，而是根本不能涉及的，浩然先生又有什么特权可以破例？在我的记忆里，《金光大道》里所谓的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大约是指高二林与钱彩凤之间的一段婚事，可惜这段“爱情纠葛”表现的并不是爱情本身，只是写富农分子为了破坏农民组织起来而设下的“美人计”，说穿了，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已。如果从“爱情”的意义上说，《金光大道》比《艳阳天》退了一大步，并无特色，但浩然先生的创作方法在当时却是很有代表性的：把一切情节都围绕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设立，哪怕是“爱情纠葛”。这倒恰恰是很“时髦”的。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金光大道》，仅仅是指“文革”时期出版的前两卷，对于这次轰动京华的全本，还无缘读到。如果浩然先生本着对历史和读者负责的态度对小说作了较大的改动，以他对农村历史的切身经验来再现5o年代中国农村生活图景也未尝不可；退一万步说，为了补贴消费不足，把一箩陈年谷子悄悄倒卖出去，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浩然先生有意要把这段历史记在“真实”的帐上，不但强调“原汁原味”，还告诫读者“不要带新的框框去评价那段历史”。这就奇了。据说现在理论界正流行解构一说，你说我是旧框框，我说你是新框框，框框对框框，彼此都消解，倒也真个是只剩下“美好的回忆”了。可是，这种“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历史，浩然先生回忆起来固然很“美好”，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又怎么样呢？
1994年1o月22日写于黑水斋此文章原载于陈思和学术随笔集《黑水斋漫笔》（1997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
编辑：琪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