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这些人积极办社，最主要的是出于听党的话，听上级的话，并且从内心中认为只要实现社会主义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于是，刘雨生、陈大春这样的党团员，就成为农村办合作社的中坚。
除了这些党团员、入党入团积极分子拥护办社外，土地改革后缺少劳动力，生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贫农，也是办社的热情拥护者。小说中的盛家大姆妈七十多岁，生到第九胎才生了个儿子，好容易等到儿子娶妻生子，不料儿子得病死了，儿媳妇改嫁，由他拉扯着小孙子。她入社的动机很简单：“这一回，**兴得真好，有田大家作，有饭大家吃。”
邓佑亭（即亭面糊）则是清溪乡另一类入社积极分子的典型。亭面糊已有五十多岁，过去是贫农，现在还是现贫农。在解放前，他也曾有过小财的机会，但终究没有家致富，没有当成地主富农，可以说“从来没有伸过眉”。虽然“住在茅屋里想财，想了几十年，都落了空。解放后，他一下子搬进了地主的大瓦房，分了田，还分了山，他脚踏自己的地，头顶自己的天，伸了眉了，腰杆子硬了。但是，他的生活还不怎么好”。土改后，他仍然穷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太多，除开出阁的，一家大小还有六个人，只要他一个劳动力，小孩都在读书。最大的孩子还只有十五岁，刚刚进中学。对于互助组，亭面糊并无好印象，他说：“（互助组）不如不办好，免得淘气。几家人搞到一起，净扯皮。”对于办合作社，亭面糊却一点也不含糊，是第一批写入社申请的农民之一。
亭面糊对办社为什么积极呢？他在让上中学的儿子写入社申请书时，他用与老婆一问一答的方式，话说出了自己的心思。他老婆说：“搭帮**，好不容易分了几丘田，还没有作热，又要归公了。”他说：“这不叫归公，这叫入社。我问你，我们单干了一世，财没有？还不是年年是个现路子，今年指望明年好，明年还是一件破棉袄。”在前往乡政府交入社申请书的路上，他又对弟弟佐亭说：“这一入了社，我就不怕没有饭吃了。”佐亭对入社心里没有底，对他说：“只怕龙多旱，人多乱，反而不美。”他说：“人多力量大，哪里会搞不好呢？”
其实，对于办合作社到底有什么好处，亭面糊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他在动员龚子元（土改时定的成份是贫农，在建立初级社时他的面貌还没有暴露）入社时，龚问他：“你觉得农业社真的好吗？”他回答说：“我看一定不会错，要不，党和政府不会这样大锣大鼓地来搞。”龚又问他：“好在哪里呢？”这一下把他难倒了，回答不上来，停了一阵才说：“干部都说好，准不会差到哪里去。”有不少像亭面糊这样的农民，是带着对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带着**领导的土地改革使他们翻了身的好印象，也带着**和**的干部总不会让穷人吃亏的朴素认识，参加合作社的。
由此可见，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积极要求办社或赞成办社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二是缺衣少食的鳏寡孤独，人多劳少、解放后生活没有多大提高的现贫农。前者积极办社的原因，主要是觉得自己是党的人，或者自己是干部，或者希望在政治上有所表现，认为必须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社。后者呢，土改后虽然分了田有了土，但没有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生活仍然艰难，他们认为入了社有集体可依靠，而且当时在开展群众入社宣传动员时，又向他们描绘了一幅合作社办起后生产能够迅提高、生活能够很快改善的美妙图景。对于这些人来说，参加合作社没有物质利益上的损失，相反，他们感觉到入社后还可以从社里得到诸多好处，能很快过上甚至过现在富裕中农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