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包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设计，都保持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周立波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事关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变，并没有一味地按照对“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必须进行严厉批判的要求，简单地加以表现，而是通过对农民内心世界的刻画，表现不同阶层农民对待合作化运动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反映他们在这一巨变中的痛苦与欢乐。
作品对清溪乡党支部书记兼乡农会主席李月辉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非常符合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状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小说尽管故事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它反映的内容是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生活的。李月辉说过：“革命的路是长远的，只有心宽，才会不怕路途长。”他还说：“我只是有个总主意，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像我这样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这是李月辉的话，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的想法。如果党的干部都像李月辉那样开展工作，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谓的改变过快、工作过粗等毛病，也许就可以避免了。可以说，这部小说用艺术的形式生动而又真实地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亲身经历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者来说，阅读这部小说使我们如同自己也置身于这场运动之中，从中感受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的诸多细节，了解到这场运动涉及到的农村各阶层在运动中的各种表现和不同的内心世界。
二、积极入社的是些什么人今天学术界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是非得失，有着不同的评价，肯定者和否定者都有之。如何评价这场运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并不打算对此进行讨论。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它动到完成，仅仅几年的时间。而对于像清溪乡这样的广大农村来说，合作化基本上是从1955年初冬开始启动，至1955年底和1956年初就基本完成了，这个过程只不过是一两个月的功夫。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实现合作化，除了当时的大环境外，也是与这场运动中农民们的态度分不开的。
在清溪乡，对于办合作社，积极拥护的代表人物，一类是党团员，积极分子，而且都是出身贫农家庭。其中，**员、互助组长刘雨生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刘雨生解放前家里“顶穷”，只读了两年私塾，办合作社之初还是一个现贫农。刘雨生为人大公无私，但办互助组时并不顺利，那时“唤人开个会，都很困难，他要挨门挨户去劝说，好像讨账”。对于办初级社，刘雨生心里很矛盾，他在想，互助组都没办好，怎么能办合作社呢？不积极吧，怕挨批评，说自己不像个党员；要积极呢，又怕选为社主任，会更耽误工夫，老婆会吵得更厉害，说不定还会闹翻。最后经过思想斗争，他的党员意识战胜了个人利益，觉得自己是党员，“不能落后，只许争先。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家庭会散板，也顾不得了。”
至于小说中的陈大春积极办社，除了他是党员外，还与他是年轻人，对未来充满美好向往有关。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曾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作了大量的宣传，并且反复地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改造小农经济，走集体化的道路。按照陈大春自己的设想：农业社成立后，将所有的田塍打开，小丘变大丘，使用拖拉机，都种双季稻；修一个水库，村里的干田变活水田，多产粮食，将余粮卖给国家，装上电灯电话，买来卡车、拖拉机……到时候，“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比城里舒服，因为我们这里山水好，空气也新鲜”。在陈大春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合作化才能实现。
《碧爷爷故事集》第二卷56、从小说《山乡巨变》看合作化运动中-->>(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