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ooo多斤。但辛庄村粮食只分到144斤、红薯分到25o斤就停止分配了。社员意见很大。
就在辛立臣和杨德春打完架的时候，辛立臣和一些社员听到一个消息：他们村的红薯还要往外调。辛立臣怒上加怒，就和他弟弟辛清臣、侄族辛维庆带头闹了起来。1956年11月初，他们三人先是带领群众在7天内刨分了67亩地中的1o万余斤红薯，由社员分掉。杨德春等干部出来制止，辛立臣质问道：“娘的！俺们辛辛苦苦种的红薯，凭什么白给外村？凭什么不分给俺们？想饿死俺们呀，没门！”辛立臣等愤怒的社员要揍他们，吓得杨德春等干部东躲西藏。
然后，辛立臣等带领数十名社员去乡里请愿，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一是分社；二是清算账目；三是撤换杨德春等作风不好的社干部。乡里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自动撤换了队里的干部。同时，他们组织了11辆大车，坐着数十人去县里请愿。
这时，临汝县其它地方也开始出现“闹社”的迹象，龙山生了打干部事件，县委未认真处理。之后，周围村庄就有人酝酿“闹社”，县委亦未引起警惕。到了秋后，开始有一部分社员三五成群地到乡、到县请愿，这时县委仍未觉察问题的严重性，亦未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临汝县委认为，社员闹事是属于人民内部正当要求未得到合理解决，加上干部本位自私，与某些敌人挑拨活动引起的。洛阳地委也几次强调是工作问题，要求改进领导作风，大力推行包工包产，改善民主管理工作。因此，临汝县在闹社初期的处置方针是：“加强政治教育工作，解决实际问题，避免冲突。”与此同时，县里派出了大批干部到闹社地区进行工作。公安局也派出专人到闹社比较厉害的辛庄村进行调查，并没有现有坏人破坏，证明是群众性的问题，因此决定不逮捕人。
随着闹社事件的增多，影响的扩大，临汝县委开始采用分化的手法。一方面，他们把辛庄村带头闹事的辛立臣、辛清臣和其它一些领头人以办训练班为名集中起来，学习社章和宪法；另一方面，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群众当中，加大教育说服工作的力度。由于采取了这两方面的措施，闹社的势头开始慢慢得到控制。
1956年12月中旬，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来到临汝。他在听取汇报后指出：闹事的基本性质仍是内部问题，但少数社已展到坏分子利用党内矛盾、干群矛盾，进行反合作化、反社会主义的小型骚乱。他特别强调，是否有反
《碧爷爷故事集》第二卷47、贫农维权挨整入狱-->>(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