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的方法，批判、斗争“右倾分子”、“四类分子”和富裕中农。有的地方甚至把事件定性为“小型的骚乱”，“反革命事件”，动用了公安、法院等专政力量，逮捕法办了一些领头闹事者，严厉惩处了“闹事”的“犯”，镇压了退社风潮。广东省一个月内批判斗争1.6万人、逮捕两千余人，几乎全部是富裕中农。广东番禺县县委于1957年1o月8日抽调机关干部186人，组成3o多个工作组下乡。工作组下乡后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制止退社风波，帮助社干部健全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动群众对带头闹退社的农民进行大辩论，镇压了退社风潮。
下面，请看浙江是怎样平息“仙居事件”的。
为妥善处理仙居群众闹事事件，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决定亲自赴仙居县蹲点调查。江华是8月中旬到达仙居的。到仙居的第二天，他就在仙居县党员骨干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江华指出，要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要在农民群众中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要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展生产的问题。
江华在仙居蹲点的2o天左右时间里，找了不少人谈话，并通过召开包括区委书记、乡镇书记、村书记和县里干部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传达中央对仙居工作的指示，组织干部学习，帮助县委常委总结闹退社的经验教训，分清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统一思想认识，帮助他们研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恢复合作化措施。他还亲自到仙居县船山乡、岭下乡农村调查研究，听取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意见。在船山，江华请来生产组长、党员和普通社员十几个人开座谈会。江华人胖，村里为他准备的藤椅坐不进，他就坐在农家的竹椅上。他主要问闹事的原因，叫大家实事求是地说，社员有什么反映，参加会议的人有什么想法等等。大家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合作化以后土地荒掉，产量上不去，老百姓生活较困难。开会时，大家还不知道他的具体身份，走后才知道。船山座谈会的第二天，江华又在县里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县长、两办主任、部分县、乡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开会时，他先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退社？二是哪些人要退社？三是退社对你们有什么好处？让大家讨论。讨论中，江华问得很细，如记工员有没有为自己多记工分、闹事哪些人最积极等等。大家反映：社员与干部有矛盾的要退社；坏人要退社、最积极等。县里的座谈会开了两天，接着，江华又到岭下乡调查。到岭下乡，因为路小无法开车，江华是步行去的。他在岭下乡杜婆桥村也召开了社员座谈会，他就坐在树墩上，参加会议的有村里的主要干部。江华问了大家许多问题，如合作社好不好？还征求大家的意见：仙居经济落后，修条公路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开完座谈会，江华又去看了稻田。在仙居，社员们向江华反映最多的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合作化以后，县委工作极不深入。干部下去一般只到区到乡，很少到社，即使到社也很少与群众接触。领导活动限于开会布置，缺少研究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吊打群众的乡干部占全县乡干部的3o%以上，甚至少数县委委员也打人、吊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其次是领导上的右倾：“闹事之前，合作社中问题成堆。群众曾经再三向领导上出警号，要求清算账目、干部参加劳动、改选作风不好的干部，有的要求退社、分社。而领导上不敢放手动群众，采取民主办社的方法认真解决合作社中的问题，又不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错误言论。闹事已经生，又不去动群众，做好工作，使大部分社员稳定下来，允许少数坚持退社的社员退出，而采取压制、拖延以至放任自流的办法。对未生闹事的地区，县委也未主动做好工作。”再次是党的队伍中资本主义思想上升，组织纪律松懈，缺乏战斗力：“领导上长期放松对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党的组织生活极为松懈，区乡干部较为普遍地不学政治、不学文化、不看报纸。”由于县委没
《碧爷爷故事集》第二卷46、平息退社风潮“先抚后剿”-->>(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