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的帽子，受到扣工分、不许出工、不给救济款和购粮证等处罚，甚至捆绑吊打。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倾向自然引起群众的不满。
强迫命令作风，有的已展到违法地步。浙江仙居县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个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者48名；秦皇岛市郊两个乡的党员中，任意打骂群众的有15名（占党员数7%）；房山县五侯乡山青社八、九月间生干部打人事件8起。
干部多吃多占、挥霍浪费、贪污盗窃现象严重。
（4）基层干部缺乏管理高级社的经验，经营管理不善，独断专行，瞎指挥，造成了公共财产的严重损失和浪费。
干部缺乏管理集体生产的经验，生产没有计划或计划不周、不全面，瞎指挥，劳动管理混乱，工分不平衡，定额不合理，财务开支大、开支乱，帐目不清，有的社长期不公布帐目；农具丢失，牲畜饲养管理不善等现象未能及时解决，致使社员对办好合作社和依靠社展生产有了怀疑和顾虑。
有的干部瞎指挥。例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就不看条件的盲目推广高产玉米，直至把玉米种到洼地和山坡上，结果减产很多；有的地区在推广密植上，限定每亩必须保证多少棵，把行距、株距都列入“操作规程”；有的地区因一味追求打井数量，结果出现了不少废井，没有砖，就去扒群众的房子，拆群众的锅台。
（5）分配不公、收入不平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分配的问题上，对村与村、队与队收入不平衡的问题，缺乏适当的照顾、机械地执行全社统一分配的办法。有的高级社由于规模过大，穷村沾了富村的光，穷队揩了富队的油。浙江仙居县在夏收分配中，实行“平衡余缺”，平均每人分九十斤，劳动工分少的人也拿九十斤，不出钱，作为支，劳动多的人也只拿九十斤，而拿不到钱，这样打乱平分，造成全县8o%的社员支。打乱平分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劳动力强的农民收入降低。
据临汝县委统计，因村与村经济基础悬殊穷富不同而引起的有17个社，占闹社总数的48.5％；因自然灾害造成收入不平衡，一个社内一村丰收，一村减产而引起的三个社因种植作物品种规划不当，而形成收入不同引起纠纷的四个社队与队、村与村劳动定额不统一，影响团结而引起纠纷的五各社
（6）在入社过程中一些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部分群众充满怨气。
在合作化运动急推进的过程中，遗留下了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许多地方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没有进行评议定价就入了社，侵犯了群众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和小块苇塘等统统强行入了社，而不给予任何补偿，有的地方在社员入社时对牲畜、农具折价过低，到期又不能偿还，这些都伤害了社员的感情。临汝县王堂农业社的辛立臣带头闹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里在打井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祖坟上的牌楼砖拆去修水井，又把坟前的一棵大柳树砍了去做农具。这些怨气不断积累，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最终导致辛立臣带头起来闹社。
有的地方在社员入社时对牲畜、农具折价过低，到期又不能偿还；（7）农业社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社员劳动过分紧张，引起社员不满。有的合作社集中统一过多，对社员个人利益和自由照顾不多，不许社员搞副业，限制社员串亲戚和赶集。
（8）确有少数不良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煽风点火，制造事端，以达到个人目的，也是某些闹事事件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退社风潮潜藏着更深刻的原因，高级社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社员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组织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不分男女老少，同工同酬。”这种生产关系是受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过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认识觉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势必生矛盾。农民闹退社，正是这种深层矛盾的反映。
燕山老人看法：有些高级社是由管理无能、专横**的干部统治着，高级社已经成为“封建庄园”，社员不甘心当受剥削压迫的“农奴”、“庄客”，为维权而奋起抗争，爆了闹社退社的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