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的“无产者”，只好靠出卖劳动力生活。苟某这个生产队长成了名副其实的管家、土皇帝，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生产队的“公产”和奴役生产队的广大社员。我家继土改之后又第二次成为“无产者”，为了挣点工分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母亲只好扭动着小脚在地里滚爬，忍受着苟某的役使和吆喝。
（4）祸害。故意祸害糟蹋我家，让我们无法正常生活。例如，他家养母猪就在院里撒着，母猪和猪崽们把院子拱得乱七八糟，粪尿撒的到处都是。大门还安个栅栏，出入极不方便；他家养一群鸡，在我家的灶台上拉屎，我家赶走他家拉屎的鸡，他们就破口大骂；在下大雨时，他把前院泄水的水窟堵死，不让后院的雨水从前院流出去。这样，后院的雨水就都被迫灌进我家后院的棚子里。我家有人生病需要安静时，他们就故意大声说笑唱闹，不让人好好休息。
（5）陷害。无中生有、捏造罪名进行所谓“揭”，鼓动干部和群众整我家。1953年粮食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区里派来干部让群众卖余粮。他就向区村干部“揭”我家把余粮藏了不卖。于是，就硬逼着我家卖余粮。我家劳力弱、土地薄、产量低，年景好时刚够年吃年用，哪有余粮？只好卖掉一部分口粮，害得我家吃了半年糠菜。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犹如久旱逢雨、精神倍增，以为有了“尚方宝剑”，整地主富农可以更肆无忌惮了。他们经常在屋里大声嚷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意在给我家听，威慑我们。男的还经常掐着脖子用唐山皮影调尖声尖气地唱：“阶级斗争我抓得紧呀哈呀哈吆啊，牛鬼那个蛇神现原形嗯啊。”每次搞“运动”，他们都一马当先去工作祖或村干部那里“揭”我家。说我们说了什么什么反动言论，说我家有夹皮墙，内藏“变天账”、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因此，他们就成了“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时，村革命委员会就曾依据他们的“揭”追逼母亲交待夹皮墙问题。母亲坦然回答：“你们把我家老宅所有的墙都拆掉，如果有夹皮墙，我认凭处置，枪毙我也毫无怨言！”由于他们夫妻的丑恶历史和劣迹，他们在群众中早已臭名昭著，都知道他们是血口喷人，故意整我们，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6）迫害。他们直接动手整我们。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纠集刑满释放分子、解放军逃兵等一起造反，叫嚷“进行第二次土改”，大搞“打、砸、抢、抄、抓”。他们抄了我们家，抓了母亲和二弟，追逼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声言要像土改时揪我父亲那样把我揪回来。正在他们策划进一步迫害我家时，另一个群众组织把苟某等人揪了出来进行批斗，我家才得以幸免。在文革中，他强行
62、秦教授的回忆（二）-->>(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