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内阁大臣的警觉与懊悔

    七月十四日，京师的天又热了起来。

    昨日的凉爽像是老天爷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又恢复了盛夏的威严。天才蒙蒙亮，空气里就已经裹上了一层黏稠的热气。

    紫禁城的红墙在晨光中泛着暗红色的光，像是被烤透了的砖窑。宫道上的砖缝里，蝉鸣声从一早就开始响，吵得人心烦意乱。

    内阁值房里，三位大学士已经坐了很久了。

    首辅刘健坐在中间，左手边是次辅谢迁，右手边是李东阳。三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准确地说是从七月十三日晚上开始，就一直没有好看过。

    桌上摊着一叠文书，有通政司送来的，有吏部送来的，有兵部送来的，还有东厂和锦衣卫送来的——当然，东厂和锦衣卫的消息，已经不是他们能完全掌控的了。

    刘健拿起最上面的一份文书，看了一眼，又放下。他又拿起第二份，看了一眼，又放下。他一份一份地看过去，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凝重，眉头拧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这是昨晚的事。”刘健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疲惫，“乾清宫设宴，陛下宴请了所有入京的边将。”

    “宣府张俊、大同王玺、辽东韩辅、延绥曹雄、宁夏仇钺、偏头关冯祯、榆林时源、广州张祐——一共三十八位边将及其副将，坐满了乾清宫正殿。”

    他又拿起另一份文书：“宴席上，陛下赏了每位边将一千两银子。不是从户部走的，是从内帑出的。每人一千两，三十八人，三万八千两。”

    谢迁的眉头猛地一跳：“三万八千两？陛下登基才一个多月，内帑里哪有那么多银子？”

    刘健沉默了片刻，声音更低了几分：“先帝丧事的钱。”

    值房里安静了下来，三位大学士都没有说话，但各自的心里都在翻涌着不同的念头。

    三万八千两银子——那是给先帝办丧事的钱，是先帝最后的体面。

    可现在新帝把它拿出来，赏给了边将。其中意味，可以说是非比寻常。

    谢迁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发出细微的“笃笃”声。

    他在心里快速地盘算着：三万八千两，这个数字不算太大，但也绝对不小。

    更重要的是，这笔钱从内帑出，意味着皇帝没有经过户部，没有经过内阁，完全是自己的主意。

    这说明什么？

    说明皇帝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根本没有打算和他们商量。

    刘健又拿起第三份文书，这一次他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

    “还有这个。”他将文书放在桌上，让其他两人都能看到，“陛下还铸了一批勋章。金质的、银质的、铜质的，一共三十八枚。”

    “正面刻着‘忠君爱国’，背面刻着‘大明正德’。宴席上，陛下亲手给每一位边将戴上了勋章，亲手叫出了每一个人的名字。”

    谢迁的眼皮跳了一下，亲手戴勋章，亲手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不是普通的赏赐，这是施恩，是拉拢，是收买人心。

    那些边将在边关苦寒之地卖命多年，何曾受过这样的礼遇？皇帝这一手，比赏银子更管用。

    “还有，”刘健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只有三个人能听见，“前几天，陛下接见了藩王宗亲。襄陵王、兴王、楚王、宁王、安化王——五位藩王，被陛下单独召见，在乾清宫谈了很久。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谢迁的脸色变了，襄陵王是宗室中的长者，兴王是皇帝的亲叔父，楚王是四朝元老——这三个人在宗室中的分量，重得不能再重。

    皇帝单独召见他们，还谈了那么久，到底在说什么？

    刘健继续说：“陛下还召见了魏国公徐俌、定国公徐光祚，以及李璇、汤绍宗、常复、邓炳这四个开国国公之后的指挥使。同样是单独召见，同样是谈了很久，同样没有人知道谈了什么。”

    谢迁的手在袖子里攥紧了，魏国公、定国公，那是中山王徐达的后代，是勋贵中最核心的力量。

    李璇、汤绍宗、常复、邓炳，那是昔日曹国公、信国公、鄂国公、卫国公的后人，是开国功臣的血脉。

    皇帝把这些人都叫来，一个一个地见，一个一个地谈，这是想干什么？

    刘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眉头微微蹙着，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击，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

    他想起弘治十八年五月，先帝驾崩的那个夜晚。

    他和谢迁、李东阳三个人跪在先帝床前，先帝拉着他的手，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以社稷为重，时时规劝。”

    他记得自己当时跪在地上，额头触着冰冷的砖石，心中涌动着一种沉重的使命感。

    他对自己说，一定要辅佐好新帝，一定要守住先帝留下的江山，一定不能让文官百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可现在，他才发现——新帝不需要他的辅佐。

    新帝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班底，自己的布局。从登基的第一天起，新帝就在做他们想不到的事情，走他们看不透的棋。

    他睁开眼睛，目光落在桌面上那叠文书上。那些纸上的字迹在烛光下微微晃动，像是在嘲笑他的无能为力。

    “我们都小看了陛下。”他低声说，声音沙哑而沉重。

    谢迁脸色肃然，他是弘治朝的顾命大臣，是先帝临终前托付的重臣。

    他以为自己辅佐的新帝，会像先帝一样，倚重文官，信任内阁，按照祖宗的法度治理天下。

    可现在，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做的事情越来越让他看不透了。

    接见藩王——那是宗室，是太祖皇帝的血脉，是被朝廷圈禁了近百年的人，皇帝接见他们，和他们说什么？

    宴请边将——那是武人，是粗鄙不文的武夫，是被文官压制了几十年的人，皇帝宴请他们，赏赐他们，亲手给他们戴勋章，叫他们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

    谢迁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那种不安，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心里，拔不出来。

    他想起自己当初在诏书上写下的那个“可”字，想起自己当初说的“新帝刚刚登基，第一条诏书就被我们驳回，传出去对新帝的威望不利”。

    他以为自己是为了皇帝好，以为自己是为了朝廷好。

    可现在他才发现——他错了，他从一开始就错了。

    李东阳平静开口，“宗亲藩王入京朝贺，是陛下的登基诏书里就定下来的。陛下宴请宗亲，一叙亲亲之谊，也是理所应当之事。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陛下接见自己的亲人。”

    他顿了顿，目光在刘健和谢迁脸上扫过，又继续说：“同样，边将入京朝贺，也是陛下的登基诏书里定下来的。陛下宴请赏赐边将，嘉奖他们为国戍边，也是合乎情理之事。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陛下接见为朝廷卖命的将领。”

    他说完之后，又沉默了下去，双手重新拢回袖中，目光低垂，看着桌面上的文书。

    但刘健和谢迁都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皇帝已经绕开了我们，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刘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敲击的节奏变慢了，他在想——李东阳说得对。

    接见藩王？

    那是皇帝的亲人，新帝登基，与宗亲叙叙亲情，天经地义。太祖皇帝分封诸王，本就是“藩屏国家”之意，皇帝与藩王亲近，谁能说半个不字？

    宴请边将？

    那是为朝廷卖命的将领，新帝登基，嘉奖有功之臣，理所当然。边关苦寒，将士卖命，皇帝赏赐他们，谁能说半个不字？

    赏银子？

    那是皇帝从内帑出的，不是户部的钱，没有靡费国帑。三万八千两，数目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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