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还开着。光标停在第三页第七行，一闪一闪的，像是某种无声的催促。他把文档关掉了。论文可以以后再写。现在他要做另一件事。
他开始写名单。
三十个名字。一个一个地写。每个名字后面跟着职称、专业、血型、紧急联系人。写到第九个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那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护士，去年刚结婚，丈夫是同一家医院的麻醉科医生。他想起她的婚礼他也去了，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头上戴着花环，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他在她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星号。备注：需与本人确认。
写到第十七个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不是名单。是给王淑芬的。写完之后他看了很久，然后把那页纸撕下来，折成一个小方块，放进白大褂的口袋里。
折痕很深，像一道刻在纸上的峡谷。
正月初四。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出发大厅空得像一座被废弃的教堂。
往日这个时间，这里应该挤满了人。拖着行李箱赶飞机的商务客，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妈妈，举着接机牌等客户的小伙子，推着轮椅送老人的中年男人。行李车碰撞的声音，广播找人登机的声音，咖啡机打奶泡的声音，孩子哭大人吼的声音——那些声音像是一锅煮沸了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现在，这锅水冷了。
大理石地面反着光，照出天花板上日光灯管的影子。值机柜台只开了一个，柜台上放着免洗洗手液和测温枪。保洁员推着洗地机慢慢走过，洗地机的刷子摩擦地面的声音被大厅的回音放大，嗡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困在玻璃瓶里。
只有一群穿冲锋衣的人站在大厅中央。
他们穿的是统一的藏蓝色冲锋衣，左胸口印着“哈医大一院”的白色字样，后背印着“黑龙江援鄂医疗队”七个字。每个人身边都立着一只行李箱，箱子上贴着红色的标签，标签上印着同一行字——
援鄂医疗队。
红得像血。
有人在哭。一个年轻的护士抱着她的丈夫，脸埋在他的肩膀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丈夫的手在她背上轻轻拍着，嘴唇动着，在说什么。说什么呢？大概是“我等你回来”，大概是“每天给我打电话”，大概是“孩子有我呢”。全世界的告白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像一首被反复播放的老歌，旋律不变，但每一次听都会流泪。
有人在笑。一个男医生举着手机，跟身边的同事自拍。他比了一个V字手势，笑容很大，露出八颗牙齿。闪光灯亮了一下，把他的脸照得很白。拍完之后他低头看照片，笑容忽然僵住了，拇指在屏幕上滑了一下，把照片删了。重新拍。这次他没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镜头，像一个要上战场的人。
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低到站在旁边的人也听不清。只知道他的嘴唇在动，有时候停很久，听对方说，然后回一两个字。“嗯。”“知道。”“好。”挂掉之后他把手机翻过来，盯着手机壳看。手机壳上贴着一张小孩的照片，一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门牙掉了一颗，笑得很开心。
李明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也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冲锋衣。衣服是昨天发的，还有折痕。他本来穿的是自己的羽绒服，灰色的那件，穿了四年，袖口磨得发亮。王淑芬让他穿新的，他说旧的舒服。她就把新冲锋衣从柜子里拿出来，叠好，放进他的行李箱里。他没看见她什么时候放的。
冲锋衣的胸口别着一朵大红花。
花是绸子做的，红得刺眼。每一片花瓣都用铁丝固定在花蕊上，铁丝包着绿色的塑料皮。花蕊是一小簇黄色的塑料珠子，摇一摇晃一晃的。这花是医院统一发的，每人一朵。负责发花的是院办的年轻姑娘，她一个一个地给医疗队员别上，别到李明远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别针扎到了他的胸口。针尖刺进皮肤的感觉很轻，轻到几乎感觉不到。但他低头看了一眼——冲锋衣上多了一个小红点，不是血，是别针穿过布料时带出来的纤维。
“对不起李主任。”姑娘的脸红了。
“没事。”他说。
他的手在口袋里。右手攥着一个小瓶子。速效救心丸。塑料瓶身上的标签已经磨得看不清了，只剩几个残缺的字——“效救心”“舌下含服”“一次4-6粒”。他用拇指摩挲着瓶盖上的防滑纹路，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
“李主任，您紧张吗？”
问话的是站在他旁边的小护士。就是昨天他在名单上画了星号的那个。她姓陈，叫陈雨，二十六岁，去年刚结婚。她的冲锋衣太大了，袖子挽了两道，领口露出一截红色的毛衣领子。她的脸上没有化妆，眉毛淡淡的，嘴唇有一点干，起了皮。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他，但手在发抖。不是冷，大厅里的暖气很足。
“不紧张。”李明远说。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拍了拍她的肩膀。手很稳。至少看起来很稳。
“您骗人。”陈雨笑了一下。笑得很短，嘴角刚弯起来就收回去了，像是怕笑容会消耗掉她攒了很久的勇气。“您手心里全是汗。”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心里确实有汗。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又一下。裤子是深色的，汗渍洇上去，看不出痕迹。
“是热。”他说。
大厅的广播响了。“请乘坐CZ5241次航班前往武汉的旅客，到三号登机口准备登机——”广播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撞上大理石墙壁又弹回来，变得含混不清，像是一个人嘴里含着水在说话。
人群动了一下。像一潭死水里忽然投进了一颗石子。
哭声大了一些。笑声停了一些。打电话的那个男医生把手机翻过来，又看了照片一眼，然后关机了。他关机的动作很慢，拇指按在电源键上，按了很久，久到屏幕上的关机动画转了两圈才熄灭。屏幕黑了，他把它塞进背包最里面的夹层里，拉上拉链。拉链的声音很细，被大厅的嘈杂吞没了。
李明远在人群中寻找一个身影。
他找得很慢。从左边看到右边，从远处看到近处，像在扫描一张X光片。他看到陈雨的丈夫——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麻醉医生，站在人群最外面，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盒方便面和一瓶老干妈。他看到自拍的那个男医生——他姓赵，是呼吸科的副主任，正在给妻子擦眼泪。他看到感染科的护士——她的母亲站在她面前，两只手捧着她的脸，一遍一遍地摸，像是要把女儿的脸刻进掌心里。
然后他看到了王淑芬。
她站在大厅的玻璃门外。
隔着那道玻璃门，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那件羽绒服是他四年前给她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松花江冻得比往年厚，她穿着旧羽绒服去上班，回来跟他说拉链坏了。他去商场给她买了一件新的，红色的。售货员说今年流行这个颜色，他就买了。拿回家她一看就皱眉头——“大红大绿的，像村姑”。她把衣服挂在柜子里，标签都没剪。第二年冬天他问她怎么不穿，她说太艳了。第三年冬天他又问，她说等过年。第四年冬天——就是今年——她穿了。
红得像一团火。
在这座灰白色的大厅里，在那些穿黑色、藏蓝色、深棕色冬衣的人群里，她的红色羽绒服像一根点燃的火柴。像一座灯塔。像一个在风雪夜里亮着灯的窗口。
李明远朝她走过去。
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不是让路，是他们的目光跟着他一起移动。那些含着泪的眼睛，那些强撑着的笑脸，那些握紧的拳头和松开的手指，都跟着他一起，看向玻璃门外的红色身影。
门是自动门。他走近的时候，门开了。冷风从外面灌进来，裹着雪粒和汽车尾气的味道。他的眼镜片上立刻蒙了一层雾气，他看不清她的脸。
“淑芬。”
“嗯。”
“我走了。”
“嗯。”
“你照顾好自己。按时吃药，别熬夜。”
“你也是。”
“孙子那边——”
“有我呢。”
“爸妈那边——”
“放心吧。”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手里还攥着那个药瓶，瓶身被他握得温热了。他把药瓶放进冲锋衣内侧的口袋里，拉上拉链，又按了一下，确认拉链拉好了。
“还有——”
“还有什么？”
他看着她的眼睛。隔着眼镜片上的雾气，她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不是泪光。是一种他说不出名字的东西。那种东西他在儿子出生那天见过——护士把儿子抱到她怀里，她低头看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眼睛里就是这个光。他在她查出甲状腺结节那天见过——医生说是良性的，她放下检查报告，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也是这个光。他在三十一年前见过——民政局门口，她穿着红毛衣，头发刚烫过，卷卷的，风一吹就乱。她说“走吧”，眼睛里就是这个光。
“还有什么？”她又问了一遍。
他没有回答。
他往前走了一步。然后他做了一件他三十一年都没做过的事——至少在公共场合没做过。
他弯下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
她的脸是凉的。被风吹了一路，皮肤上还残留着冬天的温度。她的脸颊上有一小块粗糙的地方——是冻疮。每年冬天都犯，抹什么药都不管用。他亲到那块冻疮的时候，嘴唇上传来微微的凸起感，像亲吻一小片砂纸。
大厅里安静了一秒。
然后——
“李主任，你亲老婆了！”
是陈雨喊的。她的声音又尖又亮，像一把剪刀剪开了大厅里沉闷的空气。她喊完之后自己先笑了，笑得弯下了腰，眼泪从眼眶里甩出来，不知道是笑出来的还是哭出来的。
有人跟着笑了。有人鼓掌。有人吹了一声口哨。那些哭声、笑声、掌声、口哨声搅在一起，在大厅高高的穹顶下盘旋，像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鸟。
李明远的脸红了。
他今年五十七岁，头发白了大半，心脏里装着一根支架，是一个七岁孩子的爷爷。此刻他站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里，脸红了。红从脖子根漫上来，漫过下巴，漫过脸颊，漫过耳朵尖。他低下头，摸了摸被亲过的脸颊，像是那里还留着温度。
“你干什么？这么多人。”她小声说。声音小得只有他能听见。
王淑芬瞪了他一眼。
眼眶红红的。红血丝从眼角蔓延到瞳孔边缘，像一张细密的网。但她的嘴角是弯的。弯得像一道月牙，弯得像三十一年前她在民政局门口的那个笑容，弯得像她第一次抱着儿子的那个笑容。
“亲我老婆，怎么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钉子钉进木头里，一下，又一下。
李明远笑了。
他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揉皱后又摊开的纸。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眼泪——至少他不承认那是眼泪。他说是眼镜片反光。他说是灯光。他说是风吹的。他说了很多理由，没有一个是真的。
“走了。”
他转身。
转身的动作很快很坚定，他的背比三年前更驼了，冲锋衣穿在身上有点空荡荡的，肩膀那里垮着，像衣架不够宽撑不起来。他的脚步很快，快到陈雨要小跑才能跟上。
走了几步。
然后他停下来。
转过身。
大厅的灯光在他身后，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影子从地砖上铺过去，铺过那些行李箱的轮子，铺过那些贴着红色标签的拉杆，铺过那些沾着雪水和泥印的鞋底，一直铺到王淑芬的脚边。
他朝她挥了挥手。
手举得很高，举过头顶，像在很远很远的距离外打招呼。其实他们之间只隔了十几米。十几米，走回去只要十几步。但他没有再走回去。他只是站在那里，举着手，嘴唇动了一下。
她没听清他说了什么。
大厅太吵了。广播在播登机通知，有人在喊“快点快点”，行李箱的轮子在地上滚，一个孩子在大哭。所有这些声音加在一起，把他说的话淹没了。
但她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两个字。
等我。
然后他转身，消失在登机口的方向。
王淑芬站在原地。
她没有追上去。没有喊他的名字。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像一根钉在地上的路标。人群从她身边流过，拖着行李箱，挎着背包，抹着眼泪。她一动不动。
站了很久。
久到大厅里的人换了一拨。久到广播里念完了所有乘客的名字。久到保洁员推着洗地机从她身边经过，洗地机的水渍在地面上画出一道弧形的湿痕，湿痕慢慢干了，变成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印子。
她还在那里。
红色的羽绒服在灰白色的大厅里，很显眼。
像一团火。
像一座灯塔。
像一个在风雪夜里亮着灯的窗口。
武汉。
飞机降落的时候，李明远透过舷窗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轮廓。
从万米高空看下去，武汉像一个巨大的棋盘。长江和汉江是棋盘上最粗的两道线，把城市切成三块。桥是细一些的线，跨过江面，把被切开的部分重新缝合起来。房子是棋盘上的棋子，密密麻麻的，灰色的白色的红色的，排成没有尽头的队列。
但他看到的不是这些。
他看到的是一座被按了暂停键的城市。
天河机场的跑道上停满了飞机。一架挨着一架，翅膀几乎碰到翅膀。那些飞机涂着各家航空公司的标志——红色的是南航，蓝色的是海航，绿色的是川航，白色的是厦航。它们肩并肩停在那里，像一排睡着了的大鸟。有的飞机的发动机上罩着黑色的防雨布，布上积了雨水，反射着灰色的天光。有的飞机的舱门开着，舷梯没有收，像一只鸟半张着嘴。
没有一架在动。
航站楼里没有人。
不是人少，是没有人。自动步道空转着，橡胶履带一圈一圈地循环，发出单调的摩擦声。值机柜台的屏幕全黑着，上面贴着一张A4纸，写着“暂停服务”四个字。行李转盘静止不动，上面躺着一只没有人认领的红色行李箱，箱子上系着一条黄色的丝带。丝带的一端垂下来，在空调的风里轻轻晃动。
只有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白色的防护服从头裹到脚，拉链从下巴拉到脚踝，接缝处用胶带封死。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不清，防溅面屏反着光，把他们的脸变成一块一块的白色亮斑。他们在大厅里移动，像一群白色的幽灵。不说话。不交流。只有鞋套摩擦地面的声音，沙沙沙的，像秋天的树叶落在地上。
李明远走在队伍最前面。
他们的行李箱在转盘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像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鱼。有人弯腰去拎，拎不动——防护服不透气，弯个腰都费劲。有人蹲下去拉拉链，蹲下去就站不起来，要扶着转盘的边缘才能稳住。
出了航站楼，大巴在等他们。
车是那种旅游大巴，车身是白色的，侧面印着一行蓝色的字——“武汉公交集团”。司机戴着两层口罩，手上戴着橡胶手套。他看到李明远上车，点了一下头。隔着护目镜，李明远看不清他的眼神。但那个点头的动作，很慢，很深，像是在鞠一个看不见的躬。
车开动了。
窗外的武汉，像一座空城。
街道是空的。双向六车道的马路，从前应该堵得水泄不通，现在一辆车都没有。红绿灯还在不知疲倦地变换颜色，红灯、绿灯、黄灯，按照设定好的节奏循环。没有车看它们。没有人等它们。它们只是亮着，暗下去，再亮起来，像一个被遗忘的演员在空无一人的剧场里对着幕布表演。
店铺全关了。卷帘门拉到底，像一道一道紧闭的眼皮。门上的春联还是新的，红色的纸上写着黑色的字——“迎春接福”“恭喜发财”。有一个店铺的卷帘门上贴着一张A4纸，纸的四边用透明胶带粘着。纸上写着四个字：武汉加油。字是用记号笔写的，墨迹洇开了，像一滴墨落进水里。
偶尔能看到一两个人。
戴着口罩。低着头。走得很快。手上提着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盒药或者几袋方便面。他们从马路这边走到那边，身影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很小，很小，像一张巨大的白纸上滴落的几滴墨点。有一个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袋米。米袋很重，自行车往一边歪，他用力扶着车把，一步一步地走。口罩戴得不太严实，露出一截鼻梁。他的鼻梁很高，像一道山脊。
李明远看着那个老人，直到大巴拐过街角，老人消失在视野里。
坐在他旁边的陈雨也在看窗外。她的手指按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是冰的，她的指腹在上面留下一个小小的雾印。她用指尖在雾印上画了一个笑脸。两笔弯的，代表眼睛。一笔更弯的，代表嘴巴。画完之后她看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掌把笑脸擦掉了。
玻璃上只剩下一片模糊的水痕。
“李主任。”她说，眼睛还看着窗外。
“嗯？”
“我有点怕。”
李明远没说话。他看着自己映在车窗上的脸。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把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一个老人的轮廓。颧骨很高，脸颊凹下去，像两片被风吹皱的水面。
“不是怕死。”陈雨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大巴发动机的声音盖过。“是怕——”
她没说完。
但李明远知道她想说什么。跟王淑芬说的一样。跟所有人说的一样。是怕来不及。怕来不及把话说出口，怕来不及等一个人回来，怕来不及看着孩子长大，怕来不及把冰箱里的剩菜吃完，怕来不及在春天的早晨去早市买一把还带着露水的青菜。
“怕是对的。”他说。
陈雨转过头看着他。
“怕的人才会小心。放心，只要咱们这个团队在一起，一定会让患者安康，大家平安。”他的声音不大，但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听得很清楚。他没说“别怕”。没说你不会有事的。没骗她。三十一年的从医生涯教会他一件事——不要跟病人说“没事”，要说“我会尽力的”。前一句是谎话，后一句是承诺。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不知道那些还没见到面的病人会怎样。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三十个人全部带回去。不知道的事情，他不说。
但他知道一件事。
他会尽力的。
驻地是一家快捷酒店。离医院步行十分钟的距离。酒店的大堂里堆满了物资——成箱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消毒液，垒得像一面墙。墙的最上面放着一盆绿萝，不知道是谁放的。绿萝的叶子蔫蔫的，边缘有一点发黄，但还活着。在这座被按了暂停键的城市里，在这座被防护服和消毒水味道填满的酒店大堂里，它还在长。
李明远放下行李，与武汉医疗系统领导对接后，他没有休息。没有打开行李箱把衣服挂起来。没有给手机充电。没有坐下来喘一口气。他做了一件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先去了对口支援医院。
坐上了医院安排的轿车。司机戴着两层口罩。蓝色的医用外科口罩在外面，白色的N95在里面。口罩的金属条压在鼻梁上，压得很紧，鼻梁两侧的皮肤被勒出两道红印。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李明远，看了好几秒。然后他发动了车。一路上两个人都不说话。收音机里在放一首老歌，女声沙沙的，唱的是什么听不太清。车窗外的街道还是空的。路过一个公交站的
第二十二章：武汉，我们来了-->>(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