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李明远看到站台上站着一个人。一个中年女人，戴着口罩，手里举着一块纸板。纸板上写着字，车开得太快，他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只看到最后三个字——“谢谢您”。
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司机充满疲惫的声音传了过来，“谢谢你医生，感谢你们来帮助我们。”
走进医院门厅看到一个巨大的鱼缸。
这是李明远走进来注意到的第一件东西。不是预检分诊台，不是地上贴着的“一米线”标识，不是墙上挂着的疫情防控流程图，不是空气里弥漫的消毒水味道。
是那个鱼缸。
鱼缸很高，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里面养着一群红色的鹦鹉鱼。鱼缸的灯还亮着，蓝白色的光照在水里，把那些红色的鱼照得格外鲜艳。鱼在游。它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座城市被按了暂停键。不知道穿着防护服的人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不知道空气里多了一种叫“新冠病毒”的东西。它们只是游。从左游到右，从上游到下，吐着泡泡，摆着尾巴。
有一条鱼停在玻璃前面，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跟李明远说话。
他站在鱼缸前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向电梯。
这原本是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现在，整栋楼都被改成了隔离病区。一楼大厅变成了物资存放点，成箱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垒得像一座山。纸箱上印着各种字样——“医用防护服”“GB19082-2009”“灭菌批次20200115”。有人蹲在纸箱旁边，用记号笔在箱子上写编号。笔尖摩擦纸箱的声音，吱吱的。
电梯门上的标识是新的。红色的字，贴在银色的电梯门上——“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每一个字都有拳头那么大。红色的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像一张简化过的城市地铁图。
李明远跟着医院工作人员乘电梯从六楼下来，每一层都停。四楼停得最久，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他听到走廊里传来监护仪的滴滴声，一声接一声，像某种古老的摩尔斯电码，在空气里传播着只有医生才能解读的消息。
电梯门终于在一楼打开了。里面站着两个护士。她们穿着绿色的手术服，外面套着防护服，护目镜上全是雾气。其中一个靠着电梯壁，闭着眼睛。防护服的胸口位置用记号笔写着一个名字——刘芳。名字旁边画了一颗小小的五角星。不是规整的五角星，是随手画的，有一个角歪了，像被风吹弯的火苗。
“几楼？”李明远问。
那个叫刘芳的护士睁开眼，看了看他的冲锋衣，看了看他胸口的“黑龙江援鄂医疗队”字样。她的眼睛在护目镜后面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灯被打开的亮，是灰烬里还有一颗火星被吹了一下的亮。
“三楼。”她的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喝水了。“ICU。”
电梯里有四个人——两个护士，一个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还有他。四个人各自站在电梯的一角，像四颗落在方形容器里的豆子。没有人说话。只有电梯运行的嗡嗡声，和呼吸声——那种被口罩和防护服层层过滤后的呼吸声，闷闷的，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水下喘气。
三楼到了。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李明远闻到了ICU的味道。不是消毒水的味道。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原始的味道——血液、汗水、药物、恐惧和希望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种味道他在重症监护室闻了二十年，闭着眼睛都能辨认出来。
换衣区在走廊尽头。那里被塑料布隔成三个区域——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塑料布是透明的，用胶带粘在天花板和地面上。有人用记号笔在塑料布上写了一行字：“此门常闭”。四个字写得很大，笔迹潦草，写到最后一个“闭”字的时候墨水快没了，笔画断断续续的。
李明远开始穿防护服。
一层。
洗手衣。蓝色的，棉质的，洗了无数次，领口的松紧带已经松了，套在脖子上有点垮。
二层。
隔离衣。白色的，后面系带。他反手系带的时候，手指够不到最上面那根。他试了两次，指尖碰到了带子，但捏不住。
“我来。”
是那个叫刘芳的护士。她从他身后走过来，两根手指捏住带子，绕了一下，打了个结。动作很快。快到他不确定她有没有真的打结。
“你是黑龙江来的？”她问。声音从他的背后传过来。
“哈尔滨。”
“冷吧？”
“习惯了。”
三层。
防护服。白色的，从头裹到脚。他把腿伸进去，拉上来，套上袖子。防护服的材质是不透气的，穿在身上沙沙作响，像穿了一件用塑料袋做的衣服。拉链在胸前，从胸口拉到下巴。他拉得很慢，一格一格地拉，怕拉坏了。拉坏了就要换一件新的。他知道现在的防护物资有多紧张。
“低头。”刘芳说。
他低下头。她把拉链拉到头，然后用胶带封住拉链的接缝。胶带撕开的声音很脆，嘶啦嘶啦的，像撕开一包速溶咖啡。她封了三道。一道在胸口，一道在下巴，一道在拉链的最顶端。封完之后她用手指沿着胶带压了一遍，确保每一寸都贴紧了。
四层。
鞋套。橡胶手套——两层。第一层是普通的医用橡胶手套，紧紧的，勒得手指发胀。第二层是加长款，一直套到小臂中段。两层手套套上之后，手指变得笨拙，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在摸东西。
五层。
护目镜。他把护目镜戴上，调整了一下松紧带。松紧带勒在脑后，立刻在头皮上压出一道印子。护目镜的边缘压在眼眶上，压得很紧，像是有人用两只手指按住他的眉骨。
然后是面屏。
然后是N95口罩外面再戴一层医用外科口罩。
穿完之后，他站在原地，等刘芳检查。
她围着他转了一圈，目光从他的头顶移到脚尖，又从脚尖移回头顶。她伸手摸了摸他防护服的接缝处，检查有没有破损。她把他护目镜的松紧带又调紧了一格。她把他手套和防护服袖口的交接处用胶带又封了一道。
“好了。”她说。
李明远点了点头。然后他意识到，戴着两层口罩和面屏，点头这个动作几乎看不出来。
“李主任。”刘芳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她站在他面前，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着他。她的眼睛不大，单眼皮，眼角有一点往上挑。眼睛里全是血丝——不是熬夜熬出来的那种，是长期的、累积的、像墙角的裂纹一样的血丝。“您心脏不好？”
他愣了一下。
“名单上有写。”她说。“每个人的既往病史都写了。”
他没说话。
“我们这层的ICU，有十七张床。满的。走廊里还加了五张。”她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病历。“工作量很大。防护服一穿就是六个小时。中间不能上厕所，不能喝水。脱下来的时候，里面的衣服能拧出水。您——”
“我知道。”他说。
她看着他。
“我干了三十一年骨科，对重症也很熟悉。”他说，“我知道什么情况。”
他没说的是——他的心脏里装着一根支架。支架是不锈钢的，长度十八毫米，直径三毫米。去年十月份刚复查过，医生说左心室射血分数偏低，让他注意休息，不要太累。他把复查报告塞进抽屉最里面，没告诉王淑芬。
他没说的是——他从哈尔滨出发前，偷偷去了一趟医院。不是去开会，是去做心电图。心电图室的年轻医生看了波形图，说李主任您的ST段有点压低，要不要做个动态心电图。他说不用。拿了报告就走了。报告现在在他行李箱的最底层，压在一叠换洗衣服下面。
他没说的是——他怕。怕的不是死。是死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是死在还没把三十个人全部带回去之前。
“那您进去吧。”刘芳说。她往旁边让了一步。
ICU的门在走廊尽头。
那扇门是铅灰色的，很重，要用全身的力气才能推开。门上有一个圆形的观察窗，玻璃是磨砂的，看不太清里面。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在晃动——白色的影子，绿色的影子，监护仪屏幕上跳动的红色数字。
李明远把手放在门上。
掌心贴着门板。门板是凉的。隔着两层手套，那种凉意被削弱了很多，但还是能感觉到。像把手放在冰面上，隔着一条毛巾。
他推开了门。
ICU里面，灯是永远亮着的。
不是因为需要光。是因为这里面的人需要知道，黑夜和白天还是有区别的。灯亮着，就是白天。灯关了——其实灯从来不会关。
十七张床。十七个人。
第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无创呼吸机。面罩扣在她的口鼻上，透明的塑料面罩里全是雾气，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她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在监护仪的冷光下投出两道淡淡的影子。床头柜上放着一部手机，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着一个未接来电。来电人的备注名是“老公”。手机旁边放着一个保温杯，杯盖上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妈，多喝水。我们等你回家。字迹很稚嫩，像小学生写的。最后一个“家”字的宝盖头写得很大，把下面的“豕”字整个包住了。
第二张床。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插管。气管插管从他的嘴里伸出来，用胶带固定在脸颊上。胶带是肤色的，贴在他花白的胡茬上，边缘有一点翘起来了。他的眼睛睁着，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片云。他盯着那片云，一动不动。监护仪上的数字在跳——心率九十二，血氧九十四，血压一百三十一/八十五。
第三张床。一个女人。年龄看不出来。脸上全是管子——气管插管、胃管、深静脉置管。管子的颜色各不相同——透明的、淡黄色的、深蓝色的。它们从她的嘴里、鼻子里、脖子里伸出来，连接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上。呼吸机在床尾，像一台老式的缝纫机，活塞一起一落，发出嘶——嘭、嘶——嘭的声音。输液泵挂在床头的架子上，一共六个。六个输液泵同时工作，每一个的屏幕上都有一个数字在跳。药液顺着透明的管子往下流，一滴一滴的，滴进她的血管里。
第四张床。第五张。第六张。
李明远一张床一张床地走过去。
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穿着防护服走路本身就很难。鞋套在地面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护目镜上的雾气越来越重，视野变成了一块模糊的白色。他只能从雾气的缝隙里往外看——那些缝隙很窄，像一道一道的裂缝。从裂缝里看出去，世界是碎的。碎成一块一块的人，一块一块的床，一块一块的监护仪屏幕。
他在第三张床前面停下来。
这是那个脸上全是管子的女人。她的病历卡挂在床尾。姓名：张秀兰。年龄：五十二岁。入院日期：一月二十日。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血氧饱和度：百分之八十七。
八十七。
这个数字意味着她的血液里，氧气含量不到正常人的一半。意味着她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缺氧。意味着她的心脏正在拼命地跳，试图把仅存的那一点点氧气送到身体各处。意味着如果再不想办法，她的心脏会累垮。然后是一切。
“准备插管。”李明远说。
他的声音从两层口罩和面屏后面传出来，变得很闷。但他知道身后的人听到了。
“李主任——”身后有人说话。是这层ICU的值班医生，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防护服上写着名字：周远。“她的CT显示双肺弥漫性病变，插管之后气道管理压力会很大，而且——”
“我知道。”
“而且插管过程中，飞沫和气溶胶非常容易感染您——”
“我知道。”
周远不说话了。
李明远转过头看着他。隔着护目镜和面屏，他看不清周远的脸。只能看到他的眼睛——年轻的，还没有长皱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写满了犹豫。
“不插管，”李明远说，一个字一个字地，“她撑不过今晚。”
没有人再说话。
喉镜。气管插管。镇静药。肌松药。吸引器。一样一样地推过来。金属托盘在床头柜上放下的时候，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李明远站在患者的床头。
他调整了一下位置。床太高了，他的个子不够高，要把手肘抬起来才能看到患者的咽喉。他把脚踮起来一点，又放下去。护目镜上的雾气更重了。他把头侧过去，用肩膀蹭了一下护目镜的外侧。没用。雾气在里面，在外面蹭没有用。
“给我一块纱布。”他说。
有人递过来一块干纱布。他把它卷成一个小卷，塞进护目镜的下沿。纱布吸掉了一部分水汽，视野清楚了一些。清楚得有限。像从毛玻璃后面往外看——能分辨出形状，但看不清细节。
他开始操作。
喉镜伸进去。金属的弧度顺着舌面往下滑。他看到了会厌。会厌是粉红色的，像一个小小的盖子，盖在声门上方。正常人的会厌是清晰的、轮廓分明的。但这个患者的会厌是肿胀的，颜色比正常的深，像一块被水泡过的海绵。
他看不到声门。
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流下来。不是一滴一滴的，是成股地往下淌。汗水流进他的眼睛，蛰得生疼。他眨了眨眼，汗水和眼泪混在一起，视野更模糊了。他不敢用手去擦。手套上全是患者口腔里的分泌物。
他的心跳在加快。
砰。砰。砰。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动。不是正常的心跳。是那种被什么追赶着的心跳。他的左手开始发抖——不是紧张，是缺氧。防护服里的氧气含量比外面低得多，二氧化碳在积聚。他的脑子开始发蒙。像有一层薄薄的雾，从后脑勺往前蔓延，慢慢地、慢慢地，把他的思维包裹起来。
“李主任，要不要换我来？”
是周远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李明远没有回答。
他闭了一下眼。然后睁开。然后把手里的喉镜又往前送了半厘米。
这一次，他看到了。
声门。白色的。小小的。在视野深处像一道白色的缝隙，随着患者微弱的呼吸一开一合。一开一合。
他把气管插管拿起来。透明的塑料管，弧度是预先定好的。他把管子的前端对准声门，顺着喉镜的弧度往下送。管子的前端碰到了声门，声门痉挛了一下，闭合了。他停了一秒。两秒。三秒。声门又张开了。
他把管子推进去。
拔导丝。打气囊。接呼吸机。
呼吸机的屏幕上跳出一行波形。规律的，一上一下的锯齿状曲线。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数字开始跳动——八十九。九十一。九十三。九十五。
九十五。
李明远退后一步。
他靠着墙，大口大口地喘气。护目镜里全是雾，什么都看不见。他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很快，快到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砰。不是正常的节奏。是乱了的节奏。
他闭了一会儿眼。
等他睁开眼的时候，护目镜里的雾气散了一些。他能看到了——那个叫张秀兰的女人安静地躺在那里，气管插管连接着呼吸机，呼吸机的活塞一起一落。她的眼睛还是闭着的。但监护仪上的数字在跳动。规律的。稳定的。
“下一个。”他说。
他插了三个管。
第一个是张秀兰。五十二岁。用了两次尝试。插管成功后血氧从八十七升到九十五。
第二个是一个六十八岁的男性。退休教师。家属说他确诊之前还在给学生上网课。视频课，讲初中物理。讲到欧姆定律的时候咳得讲不下去了，第二天就发了高烧。这个患者的口腔分泌物很多，视野极差。他试了三次。第一次没看到声门。第二次看到了但管子滑脱了。第三次，成功了。他把管子送进去的那一刻，感觉自己的心脏漏跳了一拍。不是形容，是真的漏跳了一拍。像是一首正在播放的歌忽然卡了一下，然后继续。
第三个是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大爷。姓陈。从前是长江大桥的建设者。病历上写着“发热七天，气促三天”。CT显示双肺已经白了大半，像一张被墨汁泼过的宣纸。家属送他来的时候，在急诊室门口跪下了。不是跪医生，是跪在门口。跪了很久。
陈大爷的插管最顺利。一次成功。
但李明远记得最清楚的，是插管之前。
他走到陈大爷床边的时候，老爷子是清醒的。无创呼吸机的面罩扣在他脸上，他把面罩推开一条缝，露出嘴巴。他的嘴唇干裂得厉害，裂口上结着褐色的血痂。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李明远俯下身。耳朵贴近他。
“我……”老爷子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台信号不好的收音机。“我修过……鹦鹉洲……长江大桥……一九七零年……十一月……”
鹦鹉洲长江大桥。
李明远知道那座桥。红色的桥身，像一道彩虹跨过长江。他第一次来武汉开会的时候，从桥上经过。出租车司机指着桥说，这是我们武汉人修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司机的语气里有一种他说不出的东西。后来他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那叫骄傲。
“我把桥修好了……”陈大爷的嘴唇在动，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远，像是从一九七零年的那个十一月传过来，“修好了……没过几年……桥还在……我……”
他的声音断了。
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在往下掉。九十二。九十。八十八。
“准备插管。”李明远说。
镇静药推进去。陈大爷的眼睛慢慢闭上。睫毛颤了一下，像蝴蝶合上了翅膀。
插管。一次成功。
接上呼吸机之后，血氧开始回升。九十一。九十三。九十五。九十六。
李明远站在床边，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数字跳得很稳。九十六。九十六。九十七。像一座桥的桥墩，稳稳地立在江心里。
他转身，准备去看下一个患者。
然后天旋地转。
那种晕不是从脑子里来的。是从心脏来的。心脏像一个被重重击打了一下的钟，嗡地一声，整个世界都跟着震。他的手扶住床栏。床栏是金属的，冰凉。隔着两层手套，那种凉意沿着手指往上爬，爬到手腕，爬到小臂，爬到心脏。
他的腿在抖。膝盖软得像煮过的面条。他试图站直，但身体不听话。像是有人把他身体里的那根轴抽掉了，所有的骨头、肌肉、肌腱都在往下坠。
他慢慢滑下去。
坐到了地上。
地面是凉的。很凉。隔着防护服都能感觉到。那种凉从尾椎骨往上蔓延，沿着脊柱，一节一节地爬。他的后背靠着墙，墙也是凉的。他被夹在两个凉的东西中间，像一个被冰袋包裹的人。
“李主任？李主任！”
有人在喊他。声音很远。远得像在对岸喊。
他想回答。嘴张开了，但发不出声音。他的嘴唇在动——他知道自己的嘴唇在动。但声音呢？声音去哪了？像是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这一头在说话，那一头什么都没有。
眼前的雾气越来越重。
不是护目镜里的雾气。是别的东西。是那种从视野边缘往中心蔓延的黑色。黑色的边缘是不规则的，像一滴墨滴进水里，慢慢洇开。黑色的部分越来越大，白色的部分越来越小。他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陈大爷床头的监护仪屏幕。上面有一个数字——九十八。绿色的，一闪一闪的。
然后全部是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