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那则广告从头读到尾，又读了一遍，然后把报纸折好，塞进围裙口袋里。
那天夜里，她把床垫下面的纸片全部翻出来，铺在膝盖上，就着那盏快要燃尽的蜡烛，一首一首地挑。她挑了五首，誊抄在一张干干净净的信纸上。字迹不算好看，可一笔一画都很用力。她在信封上写下那个地址——伦敦柯曾街11号——然后把信投进了工厂门口的邮筒里。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同屋的女孩们不知道，工头不知道，她那个每周末在酒馆里把一半工钱喝掉的父亲也不知道。她只是每天照常站在机器旁边，照常回到宿舍，照常在那些女孩们说闲话的时候沉默着。可她心里多了一样东西——那封信。它从曼彻斯特到伦敦，在路上走了好几天。现在它在某个她想象不出的地方，被某个她不认识的人拿在手里，读着。
诗歌组入围奖。奖金五十镑。
她把那封信攥在手里，站在工厂门口，周围是那些下了工、累得面无表情的女工们。她们从她身边走过去，没有人注意到她站在那里，手里攥着一封信，嘴唇在发抖。五十镑。够她离开这间工厂，够她在伦敦租一间小屋子，够她买很多很多张干干净净的信纸。
她走回宿舍，把床垫下面剩下的那些纸片收好，放进一只旧布包里。同屋的女孩问她去哪，她说去伦敦。她们愣了一下，然后有人笑了，说“你疯了”。她也笑了，没有解释。她把布包挎在肩上，走出那间住了好几年的宿舍，走下那条窄窄的、黑漆漆的楼梯，走出那扇永远沾着棉尘的工厂大门。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煤气灯在街角亮着，昏黄昏黄的。她站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还是有棉尘的味道，可今天她觉得，那味道淡了一些。
兰开夏郡的乡村教师托马斯·希尔，在同一个村子里教了二十年的书。教室是一间漏雨的石头房子，学生是附近佃农和矿工的孩子，大大小小挤在一起。他教他们认字母，教他们算术，教他们那些他年轻时在文法学校里学过的诗。他写过诗。年轻的时候写过，后来不写了。那些诗稿压在箱子最底层，和他那件只穿过一次的礼服放在一起。
他的妻子把那则广告拿给他看。“托马斯，你去试试。”他摇摇头。“那些都是年轻人，是正经上过学的人。”他的妻子没有再说，可第二天，她把那份报纸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搁着一支削好的羽毛笔和一叠信纸。
他坐在那里，看着那叠信纸，坐了很久。窗外是他教了二十年的操场，那些孩子在追跑，笑声从窗户涌进来，尖尖的，细细的，像一群麻雀从树梢上飞起来。他低下头，拿起笔。
他写了一组关于乡村的散文——那些清晨的雾，那些在田埂上走过的女人，那些下了矿井、再也没有上来的男人。他没有写那些宏大的东西，只写他看见的。写完了，装进信封，寄出去。然后他继续教书，继续每天走那条从家到学校的土路，继续在黑板上写下那些他教了无数遍的字母。他几乎忘了那封信。
入围奖。散文组。奖金五十镑。
他的妻子哭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站在厨房里，手里还攥着一把刚洗好的菜，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他走过去，笨拙地抱住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很久，她抬起头，用手背擦了擦脸。“托马斯，你写的东西，有人读了。”
他点了点头。喉咙里堵着什么，说不出来。那些年，他站在那间漏雨的教室里，在黑板上写下那些字母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自己写的字，也会被人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