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熊市的使命是杀死大多数

    陈默在蔡老师家待到第三天早晨。

    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蔡老师留他：“既然来了，就住两天。看看一个破产的人是怎么活着的，比你听一百句道理都有用。”

    于是陈默住下了。睡在蔡老师儿子留下的那张小床上，床板很硬，被子有股淡淡的霉味。但他睡得出奇地踏实——也许是连日来的心理冲击让他太疲惫，也许是蔡老师那些话像卸下了他背上沉重的包袱。

    第三天清晨五点，天还没亮，蔡老师就起床了。

    陈默被厨房里的响动吵醒。他披上外套走出去，看见蔡老师在灶台前忙活。老式的煤球炉已经生好火，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煮着稀饭，旁边蒸笼里热着昨天剩下的馒头。

    “醒了？”蔡老师头也不回，“洗漱一下，六点出门。”

    “去哪儿？”

    “菜市场。”

    清晨五点半的闸北，街道还在沉睡。只有环卫工人扫地的声音，唰——唰——，有节奏地划破寂静。蔡老师拄着拐杖走得却很快，陈默要加快脚步才能跟上。

    “您每天都这么早？”

    “嗯。”蔡老师呼吸平稳，“早市菜新鲜，也便宜。去晚了，好的都被挑走了。”

    他们走了二十分钟，来到一个露天菜市场。天光微亮，市场里已经人头攒动。摊贩们支起简易的棚子，摆开各种蔬菜水果。灯光昏暗，人影绰绰，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混着鸡鸭的叫声、鱼腥味、泥土味，形成一种鲜活而生猛的市井气息。

    蔡老师在一个菜摊前停下。摊主是个中年女人，看见他就笑：“蔡老师来啦！今天的青菜好，刚从地里摘的。”

    “多少钱？”

    “一块二一斤。”

    “贵了。”蔡老师拿起一把，看了看，“昨天还一块。”

    “哎呀蔡老师，今天下雨嘛，菜少……”

    “一块一。”蔡老师放下青菜，作势要走。

    “好好好，一块一就一块一。”摊主麻利地称重，“一斤半，一块六毛五。算您一块六。”

    蔡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个旧皮夹，仔细数出一块六毛钱。然后转向旁边的土豆：“这个呢？”

    陈默站在一旁看着。蔡老师买菜的样子，专注得像在分析财务报表。他会比较不同摊位的价格，会检查菜的新鲜程度，会讨价还价但不过分。最后买了青菜、土豆、两个西红柿、一小块豆腐，总共花了四块三毛钱。

    “够吃两天。”蔡老师说。

    回去的路上，天色渐亮。街边的早餐摊开始营业，油条下锅的滋啦声、豆浆的蒸汽、粢饭团的香味，交织成清晨的烟火气。

    “您每天就这样生活？”陈默问。

    “不然呢？”蔡老师笑笑，“还要怎样？穿西装打领带，去陆家嘴的写字楼里看K线图？”

    陈默沉默了。他想起蔡老师年轻时的照片，想起那些复杂的数学模型，想起那个管理八千万资金的“蔡神”。落差太大，大到不真实。

    回到棚户房，蔡老师开始准备早饭。稀饭盛出来，馒头切开，豆腐用酱油拌了拌，再切个西红柿。简简单单，摆上桌。

    吃饭时，陈默忍不住问：“蔡老师，您……甘心吗？”

    “甘心什么？”

    “就这样……过一辈子。”

    蔡老师放下筷子，看着陈默。清晨的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在他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神清澈。

    “小陈，你告诉我，什么叫‘就这样’？”他反问，“每天有饭吃，有地方住，身体还行，这就叫‘就这样’？你知道多少人连这些都达不到吗？”

    陈默语塞。

    “我以前也不甘心。”蔡老师慢慢说，“躺在医院的时候，每天想，为什么是我？我这么聪明，这么努力，凭什么？后来能下床了，拄着拐杖去劳动局找工作。人家一看我的腿，再看看我四十五岁的年纪，摇头。去了十几家，都一样。”

    他喝了口稀饭，继续说：“最穷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七块钱。买了三斤米，吃了五天。第五天晚上，米缸见底了，我坐在门口，看着月亮，忽然想通了——我不需要回到从前，我只需要活下去。”

    “然后您就……”

    “然后就来了这里。”蔡老师指了指四周，“棚户区，租金便宜。邻居都是底层人，不嫌弃我。我去批发市场进了点水果，在路口摆摊。第一天赚了八块钱，够买两斤肉。那一刻的幸福感，比我当年赚八百万时还真实。”

    陈默想象着那个画面：曾经的金融精英，拄着拐杖在路边卖水果。他无法理解那种心理转变。

    “您不想再回股市吗？”

    “想啊。”蔡老师很坦然，“每天晚上都梦见K线图。但我知道，我回不去了。不是腿的问题，是心。我的心已经承受不了那种波动了。一天赚十万，一天亏十万，这种生活，我的心脏受不了。”

    吃完饭，蔡老师从床底又拖出一个箱子。这次不是笔记本，而是一沓泛黄的纸。

    “这是我的流水账。”他说，“从1994年8月开始，到现在。”

    陈默接过。最上面一张是那种老式的复写纸账簿，蓝色格子，手写的字迹工整：

    1994年8月3日

    收入：卖水果 24.5元

    支出：进水果 18元，吃饭 3元，交通 0.5元

    结余：3元

    总资产：47元

    陈默一愣：“总资产……47元？”

    “对。”蔡老师平静地说，“从医院出来时，我身上只有三十块钱。摆摊的本钱是找邻居借的二十块，还了之后，剩下四十七块。”

    陈默往下翻。账记得很细，每一天都有：

    8月4日，收入31元，支出22元，结余9元，总资产56元。

    8月5日，下雨，没出摊，支出2元吃饭，总资产54元。

    8月6日，收入28元……

    翻到9月份，总资产突破了200元。

    10月份，500元。

    12月31日，总资产1276元。

    “三个月，从四十七块到一千二百七十六块。”蔡老师说，“收益率多少？你算算。”

    陈默心算：1276 ÷ 47 ≈ 27倍。年化……他算不出来，太夸张了。

    “但这不是重点。”蔡老师说，“重点是我活下来了。而且我知道，只要我每天去市场，选好水果，控制成本，我就能继续活下去。这个生意没有杠杆，没有爆仓，没有黑天鹅——除非城管来了。”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苦涩的幽默。

    陈默继续往后翻。1995年的账本，字迹依然工整，但多了一些备注：

    3月15日：今日荔枝新到，进价贵，但尝了很甜。决定进十斤试卖。备注：**险品种，最多进十斤。

    3月16日：荔枝全卖完，利润率40%。可适当增加进货量，但不超过二十斤。

    “您还在做风险控制？”陈默惊讶。

    “习惯了。”蔡老师说，“看到任何机会，本能地先想：最多能承受多少损失。荔枝容易烂，如果卖不完，第二天就亏本。所以第一次只进十斤，验证了市场需求和周转速度，第二次才加量。”

    这不就是股市里的试仓和加仓吗？陈默想。

    翻到1995年6月，账本上出现了一段不一样的记录：

    6月20日-7月10日：去海南贩芒果，本金2000元。

    详细账目另附。

    后面贴了几页纸，是海南之行的详细记录：

    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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