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脚气病加重，提前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他求知的渴望强烈。接着，他又在他三舅俞明颐和江西省教育司个人和官费资助下留学欧美，先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主攻语言文学、梵文巴利文、东方古文字学。在他多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国内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他取道上海返回。他没有立刻回西山，而是应北京某学术机构之邀，暂留北平，参与一项古籍整理项目，同时考察北方学界状况。
此时的北平，虽已非帝都，然文化积淀深厚，新旧学人汇聚。陈寅恪先后拜访了王国维、罗振玉、柯劭忞等硕学通人。这些前辈学者，或精于甲骨金石，或长于西北史地，或邃于经学小学，其治学方法虽各有侧重，但皆重视实证，功底扎实，给陈寅恪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王国维，其“二重证据法”（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互证）以及对戏曲、词学、古史的精深研究，令陈寅恪钦佩不已，引为学问上的同道与楷模。
与此同时，他也接触到胡适等新兴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他们的言论主张，如“打倒孔家店”、“文学革命”等，激烈地冲击着传统文化的一切规范。陈寅恪阅读《新青年》上的文章，倾听北大校园里的辩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震撼。他欣赏新派学者引入的西方哲学、逻辑学与科学方法，认为这对打破旧学僵化、促进思想解放确有裨益；但对于其全面否定传统、尤其是鄙薄考据训诂之学的态度，则难以苟同。
一次，在北大旁听关于“白话文运动”的讨论会后，有相识的留学生引荐他与胡适短暂交谈。胡适正值声名鹊起之时，意气风发，得知陈寅恪是陈三立之子、且留学日本和欧美研究比较语言学与历史，便问道：“陈君家学渊源，又通西学，对于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有何高见？”
陈寅恪略一沉吟，谨慎答道：“适之先生倡导白话，引进西学，开阔国人眼界，功不可没。然文化之传承与革新，似不宜简单以‘新’‘旧’判分高下，更非全盘推翻即可重建。譬如语言学，白话自有其生命力与价值，然文言典籍承载数千年文明精华，其词汇、语法、修辞之精妙，亦不可轻废。历史研究，新理论、新方法固当汲取，然乾嘉以来之考据功夫，去伪存真，乃治学之基础，未可一概斥为‘繁琐’、‘无用’。窃以为，融会贯通，择善而从，方是正途。”
胡适听罢，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陈君持论平稳。然今日中国之病，在于旧物太重，窒塞生机。非有猛药，不能起沉疴。矫枉难免过正。”两人观点显然存在距离，但胡适欣赏陈寅恪的学识与冷静，邀请他有空多来交流。
这次接触让陈寅恪更清晰地意识到时代思潮的分野。他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详细写信告知父亲。陈三立回信告诫：“新学汹涌，势不可挡。然汝当持守本心，不随波逐流。学问之道，首在求真。新派所言，固有可采；旧学所长，亦不可弃。汝之志业，在会通中西，发明古义于新知照耀之下，非为守旧，实为求真。切记，独立思考，不依傍任何门户派别，方是治学立身之本。”
岁末，陈寅恪完成北平的工作，南归西山。父子重逢，自有一番感慨。陈寅恪详细汇报留学所得及北游见闻，陈三立倾听，时而提问，时而点评。当听到儿子对“新文化运动”激进倾向的疑虑时，陈三立颔首道：“汝所感是也。文化之根脉，岂能骤断？全盘西化，无异于邯郸学步，失其故我。然旧学亦需自新，否则真成化石。汝将来治学，当走一条‘不古不今、非中非西’之路——即以现代学术眼光与方法，以客观理性之态度，重新审视、阐释吾国固有之文化材料，使其获得新生，贡献于世界学术之林。此路艰难，然意义深远。”
陈寅恪深以为然。这次长谈，进一步明晰了他的学术志向与方法路径。他知道，自己将面对的，是一个在政治革命之后、更加深刻复杂的“文化革新”时代。而他的使命，便是在这新旧激荡的洪流中，做一名沉潜的探索者与清醒的辨
第三十章 旧尘难拂与斯文存续-->>(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