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二、 集玄清谈，御前论道
洛阳宫中，紧邻翰林院，新辟了一处清幽院落，题名“集玄院”。院内松竹掩映，清泉潺潺，陈设古朴雅致，藏书丰富，俨然一处世外桃源。司马承祯入住后，武则天果然信守承诺，并未以寻常臣子之礼相待，而是隔三差五，在处理完繁重政务后，轻车简从，来此与司马承祯“清谈”。
所谓清谈，并非闲谈。多是武则天就《道德经》、《庄子》、《周易》及司马承祯著作中的疑难发问，司马承祯则从容阐释。武则天天资聪颖，又久经政治历练，所问往往切中要害，甚至暗合治道。
一日，武则天问及“无为而治”。司马承祯答：“陛下，无为者，非拱默山林，无所作为也。乃不妄为，不强为，顺万物自然之理而行之。陛下统御万方，日理万机，此乃‘有为’。然陛下若能清静其心，明察秋毫， 任用贤能，法令简明， 使百官各司其职，百姓各安其业，不劳神于琐务，不逞智于巧诈， 则虽日理万机，其心常静，其政简肃，此乃‘无为’之真意，亦合‘治大国若烹小鲜’之旨。”
武则天颔首，又问：“真人《坐忘论》中，主‘收心离境’。然朕处宫阙之中，境遇纷繁，何以收心？”
司马承祯道：“收心离境，非谓避世离俗。身在庙堂，心可超然。陛下但能 于万机之中，常存敬畏，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得失之际， 常怀虚静，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于裁决之时， 明辨是非， 摒除好恶，唯理是从。久久行之，则 外物虽扰，我心自定， 此即尘世中之‘坐忘’，忙乱中之‘泰定’。”
这些论述，将道家修养心性的功夫，与帝王治国理政的心术相结合，深得武则天之心。她发现，与那些热衷于炼丹祈福、谈论符箓神异的主流道士不同，司马承祯的学说更注重内在心性的修养和智慧的开掘，更具理性色彩，也更易于与儒家治国理念、乃至法家的务实精神相融合。这正符合她目前“引导宗教，服务政治”的大思路。
除了私下清谈，武则天还数次在公开场合，召司马承祯于贞观殿或集仙殿，与儒臣、学士乃至高僧（在控制下）进行小范围的“三教论衡”预演。司马承祯学识渊博，辩才无碍，阐释道家思想时常引儒家经典为佐证，强调“道”与“礼”的内在一致性，论述“清静无为”与“选贤任能、省刑薄赋”的治国方略相通，赢得不少朝臣的钦佩。其淡泊名利、专心学术的形象，也与那些汲汲于营建宫观、结交权贵、聚敛财富的“富观”道士形成鲜明对比。
三、 紫绶金章，立碑传道
数月后，时机成熟。武则天下诏，在洛阳南郊明堂之侧，举行隆重的“敕封、颁赏大典”，对象正是司马承祯及其代表的“重玄”道派。
典礼当日，旌旗招展，仪仗森严。文武百官、诸番使节、两京著名道观观主、高道齐聚。司马承祯身着御赐道袍，从容立于丹墀之下。
首先，由内侍监宣读了长长的封赏诏书。诏书中高度赞扬司马承祯“道契崆峒，心游寥廓。探玄元之奥旨，究天人之际。著述宏富， 羽仪 人表， 振 玄风 于 既 颓， 阐 至 道 于 来 叶。” 特敕封其为“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 玄都观主、 弘文馆学士、 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师” 等一系列崇高而显赫的虚衔。其中“金紫光禄大夫”为从三品文散官，“鸿胪卿”是鸿胪寺长官（正三品，但此为加官，以示尊崇，并不实际任职），“弘文馆学士”是文学清要之职。这一连串头衔，将政治荣誉、宗教地位、学术身份完美结合，可谓尊崇备至。
同时，赐其紫绶、金鱼袋、玉圭、象笏等仪物，赏赐绢帛千匹、金银器皿若干，并敕令将司马承祯所著《坐忘论》、《天隐子》等书，抄录送入秘阁收藏，并颁行天下道观，令道士研习。更重要的是，敕命于玄都观原址，扩建殿宇，赐名“大玄都观”，并诏令天下各州，可选名山洞府，仿“大玄都观”规制，设立“玄都下院”或“静修精舍”，推广司马承祯之学说。
这不仅是给予司马承祯个人无上荣宠，更是正式将他的“心性道教”学说，抬高到官方认可、扶持的主流道派地位，意图在道教内部树立一个“清净修行、学理精深、忠君爱国”的新标杆，与那些注重外在仪式、方术，甚至热衷于兼并田产的“世俗化”道派形成区别。
诏书宣读完毕，全场寂静。许多传统道派的领袖面色复杂。他们或许拥有更悠久的历史、更庞大的信众、更华丽的宫观，但在这一刻，朝廷认可的“道学正统”光环，似乎正从他们身上，移向那个来自终南山、看似清贫简朴的司马承祯。
接着，武则天
第264章 封赏道家宗-->>(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