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自将一道她亲笔题写的匾额赐予司马承祯，上书四个大字：“道契无为”。这既是褒奖，也是定调——她所欣赏和扶持的，是契合“无为而治”（实则是她的“有为而治”的另一种表述）政治理念的、理性化的、服务于统治的道家思想。
最后，在震天的“万岁”声中，司马承祯代表天下道流，向天后进献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部由他主持编纂、刚刚完成的《道德真经集注·御览本》。此书汇集了历代对《道德经》的重要注解，并在关键处，以“臣承祯谨按”的形式，阐发了“道法自然”与“王道政治”相契合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与君王“以民为本”的关联，以及“清静无为”对“节制欲望、减少扰民”的治国启示。 这无异于道家版本的“御用注疏”，与武则天的《仁王经注》有异曲同工之妙。
武则天欣然接受，并当场宣布，将以此《御览本》为基础，敕命于天下各州治所及主要道观，勒石刻碑，与《仁王经》御注碑并立， 供士民瞻仰学习，“使天下皆知， 道 释 二教， 虽 途 殊 而 归 同， 皆 在 导 人 向 善， 辅 翼 王 化。”
四、 平衡之道，弦外之音
“封赏道家宗”之举，如同在“媚娘注佛经”引发的震荡湖面上，投下另一颗精心计算的石子，激起不同但同样深远的涟漪。
在道教内部，司马承祯及其“重玄”学说一夜之间成为显学。许多年轻道士、甚至不满旧有道派腐败的资深道士，开始转而研习《坐忘论》，崇尚清修，谈玄论道。朝廷扶持的“玄都下院”在各地开始筹建，吸引了不少真心向道之人。那些原本可能因佛教受挫而蠢蠢欲动、试图扩张的传统“富观”势力，则感受到了压力。他们意识到，朝廷并非简单地打压所有宗教，而是在有选择地扶持符合其要求的宗教形态。司马承祯的受封，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朝廷欣赏的是理性、内省、注重个人修养与社会和谐、不热衷于积聚财富和干预世俗的道教流派。任何试图对抗朝廷整顿、或行为不端的道观，都可能面临与佛寺相似的命运，甚至可能被朝廷扶持的“新正统”所取代。
在朝廷和士大夫层面，此举赢得了许多原本对佛教过度膨胀不满、又希望借助本土道教力量加以制衡的官员的赞许。他们欣赏司马承祯学说中融合儒道的倾向，认为这更符合中华正统。武则天通过此举，既展示了其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又巧妙地分化、引导了道教势力，在佛教之外，树立了另一个可供利用、且更易于控制的宗教标杆。
在佛教界，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限僧策”整顿的僧侣中，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看到朝廷并未独尊道教，对司马承祯的封赏更多是学术和荣誉性质，并未给予道教类似佛教曾经拥有的免税免役等经济特权（实际上，对道观的“清田”、“限制度”也在同步 quietly 进行）。另一方面，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天后此举，意在维持一种平衡。佛教不能独占鳌头，道教（以及其他思想，如儒家）必须有其地位。皇权，才是那个超越所有宗教、最终裁断一切的至高存在。
对于武则天本人而言，“封赏道家宗”是“佛道之争”这盘大棋中，一步精妙的平衡手。在通过御注佛经，强力将佛教纳入皇权框架、并开始对其进行经济和制度整肃之后，她需要安抚可能因此产生的道教方面的躁动或野心，也需要向天下展示她“不偏不倚”、“三教并重”的统治者姿态。抬举司马承祯这样一个学说相对“安全”、个人品行无可指摘、且与旧有道教利益集团瓜葛不深的道士，既能达到制衡佛教、引导道教的目的，又能借此宣扬她所欣赏的、与治国理政相结合的“理性玄学”，还能赢得士大夫的好感，可谓一举多得。
李瑾在政事堂听闻此事全过程，心中暗自叹服。天后这一系列组合拳，打（佛）压与拉（道）拢并用，意识形态建构与实际利益调整并行， 步步为营，丝丝入扣。打压佛教，是因其尾大不掉，危及国本；拉拢（实则是规范和引导）道教，是为制衡，也是树立新的典范。最终目的，都是确立皇权在思想领域和现实政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将任何可能形成独立势力的宗教力量，都牢牢掌控在手中，使其成为服务于帝国统治和稳定的工具。
随着“御注佛经碑”和“道德真经御览碑”在各州并立，一个清晰的信号传遍帝国：无论是西来的佛陀，还是本土的老君，在煌煌天威面前，都需阐释其“护国佑民”的教义，并接受天子的“法旨”和“注释”。神权的光辉，必须照耀在皇权设定的轨道上。佛道之争的表象之下，是皇权对思想与信仰领域前所未有的深入整合与强力掌控。而这，仅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