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知温则从另一角度质疑：“李相所言‘导善’，固然是好。然出家人本应清静修行，不问俗务。今令其办学、修路、行医，岂非强令方外之人，行俗世之政？混淆僧俗，恐非佛道本意，亦易生弊端。且‘僧道司’之设，将方外之人纳于俗官管辖，有违‘沙门不敬王者’之古训，恐招致高僧大德反感，不利陛下崇佛之德。”
李瑾从容应对：“御史大夫所虑极是。故臣强调需派强干御史，分道巡查，明察暗访，严惩贪渎。对敢于煽动闹事、武力抗拒者，当以谋逆论处，朝廷绝不姑息。然只要政策公允，执法严明，补偿合理（赎买价格可略低于市价，但需足额），多数僧众、百姓，当知此乃为保其长久，而非绝其生路。韦尚书所忧财用，可分期、分地、分批推行，先试点，后推广。赎买之资，或可从市舶司新增税收、及未来寺观纳税中，专款专用。至于寺观纳税，可仿效市舶司‘抽解’之法，设‘寺产税吏’，定期核查其碾硙、店铺流水，定额或定率征收。初始或有隐匿，久之，形成定制，自可纳入正轨。”
“至于崔公所言‘僧俗混淆’、‘沙门不敬王者’，臣以为不然。”李瑾转向崔知温，语气平和但坚定，“佛法东来，本为教化众生，慈悲为怀。修桥补路，施药救人，教书育人，正是大慈悲、大功德，何来‘俗务’之说？此乃引导僧众，践行佛法于世间，正合大乘菩萨道精神。至于‘沙门不敬王者’，乃魏晋旧习。我大唐天子受命于天，统御万方，僧道亦为大唐子民。今寺观广占田亩，影庇丁口，不服王化，不纳赋税，实已有亏臣节。今朝廷予以规范，导其向善，正是彰显皇权，整肃纲纪。陛下与天后尊崇佛法，乃为护国佑民，非为纵容僧侣坐大，危及社稷。真正有道高僧，当以弘法利生、护国佑民为念，岂会因朝廷稍加管束、导其入正途而心生怨望？若真有那等只知敛财夺田、不遵法度之‘高僧’，恐非真修行人，沙汰之，亦不足惜。”
李瑾的回应，将宗教问题巧妙地转化为政治问题和民生问题，强调皇权至上和国家利益，占据了道义和法理的制高点。
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支持者认为此策切中时弊，标本兼治；反对者或质疑可行性，或为寺院利益辩护，或担忧引起动荡。太子李弘听得极为认真，不时提问，对李瑾方案的逻辑和周全深表赞同。武则天始终端坐倾听，不置可否。
最终，在暮色降临时，武则天缓缓开口，一锤定音：“李卿所议，老成谋国，思虑深远。寺院之弊，确已非整治不可。然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不慎，亦不可不决。可依李卿所陈大纲，由政事堂会同御史台、户部、鸿胪寺、刑部，详拟《寺院道观管理条贯》具体条款，务求周密可行，宽严相济。先于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择数州试行，以观成效。试行期间，凡有煽动抗拒、蛊惑人心、阻挠新政者，无论僧俗，严惩不贷。另，着僧道司（筹）遴选明晓法令、通达时务之高僧、道长，参与条款拟订及推行解说，务使僧道知朝廷导善抑弊之本意，非为毁法，实为护法。”
她顿了顿，凤目扫过众人，语气转厉：“天下者，朕之天下。僧道者，亦朕之子民。岂有子民踞地自肥、不遵国法，而可长久者乎？ 此策之行，意在清源正本，护国佑民。诸卿当同心协力，莫负朕望。”
旨意既下，波澜骤起。李瑾的“限僧策”，以相对温和但系统坚定的姿态，被提上了帝国的议事日程。一场旨在约束宗教经济势力、将其重新纳入国家控制轨道的深刻变革，即将在试探、博弈、妥协与坚定的推行中，缓缓拉开序幕。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整顿，更是一场皇权对神权、国家理性对宗教势力的重新界定与收权。朝堂之上，暗流汹涌；江湖之远，山雨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