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3章 媚娘注佛经

    麟德十九年，春。就在“限僧策”于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数州谨慎试行，朝野内外暗流涌动、佛教势力及关联利益集团或明或暗抵制反弹之际，洛阳宫城深处，一项与此密切相关却又姿态迥异的举动，正在悄然酝酿，并即将以华丽而庄重的方式公诸于世。

    一、 明堂深处的经筵

    上阳宫观风殿旁，新近修缮一新的“佛光阁”内，檀香袅袅，梵呗轻诵。此处本是宫内一处小型佛堂，近日却被天后武则天指定为处理一桩“要务”的所在。阁内陈设清雅，除佛像、经幡、供器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数张宽大的紫檀书案，上面堆满了来自各地寺院进献的、不同版本的佛教经典，以及大量的纸墨笔砚。

    此刻，阁内聚集了十余位身着紫金袈裟、气度不凡的高僧。他们中有来自长安“大慈恩寺”的唯识宗高僧窥基大师（玄奘弟子）的衣钵传人慧沼，有来自嵩山“少林寺”的禅宗北宗领袖神秀大师的弟子普寂，有来自天台山“国清寺”的天台宗大德，也有来自洛阳本地“大福先寺”等名刹的博学僧人。此外，还有数位以精通儒学、文学著称的“北门学士”在列。如此阵容，并非寻常讲经法会，而是天后武则天亲自下诏，从天下征召遴选而来，为一个前所未有的项目——“为御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撰疏”——作准备。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仁王经》，是一部在佛教政治哲学中极具特殊地位的经典。其核心要义，便是阐述佛法如何“护国”——君王如何以正法治国，佛法如何保佑国家安宁，僧侣又当如何修行以利益国土。在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乱世与治世中，这部经常被统治者重视，用以论证“王法”与“佛法”的相资相成关系。

    武则天选择此经亲自作注，其政治意味，不言自明。

    阁中，高僧与学士们正在紧张地工作。他们需要汇集、校勘不同译本和注疏，梳理经文义理，准备背景资料，以供天后参考。气氛恭敬而略显微妙。高僧们自然为天后如此尊崇佛法、精研经典而感到鼓舞，但联想到正在推行的“限僧策”，又难免心中忐忑。他们深知，这位天后的崇佛，绝非简单的虔诚，其背后必然有着深远的政治考量。

    “阿弥陀佛。”来自天台山的老僧低声道，“天后潜心释教，欲为《仁王经》作注，实乃法门盛事。此经强调护国佑民，正合当今‘限僧策’中‘导其力，纳于轨’之旨。或许，天后正是要借此阐明，整顿教门，非为毁法，实为护法，令正法久住，利益国家。”

    慧沼法师眉头微蹙：“理虽如此，然‘限僧’、‘清田’诸策，刀锋所向，触及根本。许多寺院惶恐不安，地方官吏借机勒索、扩大打击者亦有之。贫僧担忧，若不能妥善安抚教内人心，恐生事端。天后此举，或为安抚，亦为……定调。”

    北门学士中的元万顷（以文才著称，为武则天心腹文人之一）接过话头，语气平和却带着深意：“诸位大师所言皆有道理。天后常言，‘佛法在世，不离世间法。王者治世，亦需法雨滋润。’ 此次御注《仁王经》，正是要阐明天、佛、王、法之间的关系。天子受命于天，统御万方，护持正法，导利群生，乃其本分。而僧伽清净，严守戒律，利益国家，辅助王化，亦是本分。两者相得益彰，则国泰民安，正法久住。若有僧伽不守戒律，侵夺民利，不恤国用，则非但无益于国，亦违背佛法护国佑民之本怀。天后御注，意在正本清源，使天下僧俗，皆知所向。”

    元万顷的话，点明了此次“御注”的核心意图：重新定义“王法”与“佛法”的关系，将“护国”提升为佛教（尤其是寺院和僧侣）的最高义务之一，从而为“限僧策”等一系列整顿措施提供最高层面的理论依据和合法性背书。 这不是简单的信仰行为，而是一次政治神学的建构。

    二、 朱批御注，字字千钧

    数日后，贞观殿（武则天日常处理政务之所）旁的暖阁内，灯火长明。武则天卸去了白日朝会的严妆，只着一身杏黄色常服，外罩一件绣有金丝莲纹的绡纱披帛，坐于御案之后。案上摊开的，正是用泥金书写在磁青笺上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精写本。一旁堆着高僧与学士们整理好的资料摘要、历代注疏精华，以及数份草拟的注释初稿。

    武则天并非仅仅做做样子。她早年于感业寺为尼的经历，使她具备相当的佛学素养。登基后，更是延请高僧入宫讲·法，对佛教义理，尤其是与她政治诉求相关的部分，颇有钻研。此刻，她手持朱笔，时而凝神细阅经文，时而翻阅参考资料，时而提笔在经文字句旁的空隙处，以端庄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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