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抄录谶纬残篇，酒后失言，致使谣言流传，惊扰宫闱。其已将那文吏移交有司，自请罚俸、闭门思过。同时，他附上了一份洛阳县令的奏报，言已查实，洛水边确有游手好闲之徒，假扮石工，凿石嬉戏，并无伪造碑碣之事，所谓‘校尉所见’，乃以讹传讹。萧瑀自言，其门人孟浪，其督查不力，甘受陛下任何惩处，唯求陛下勿因宵小之辈之过，伤了君臣和气，寒了老臣之心。”
李瑾心头一凛。好一招丢卒保帅，金蝉脱壳！萧瑀这是要断尾求生了！将一切都推到“门下文吏”身上，而且只是“私窥藏书”、“酒后失言”，最多算是行为不检、疏于管教，与“伪造谶纬、诅咒东宫”的十恶大罪，差了十万八千里！至于“洛水石工”，更是直接定性为“游手好闲之徒嬉戏”，彻底否定了“伪造”的可能。这样一来，谶纬案最大的两个“物证”链条（谶书来源、古碑伪造）都被他轻描淡写地化解了，还摆出一副“勇于担责、顾全大局”的老臣姿态。这份请罪疏，看似请罪，实则为开脱，而且将了皇帝一军——若严惩，显得皇帝不念旧臣、小题大做；若轻轻放下，则此前大张旗鼓的三司会审，就成了笑话，谣言背后的真凶依旧逍遥，太子和皇后的委屈无处伸张。
“陛下，” 长孙无忌缓缓开口，“萧相此疏，认错态度倒是恳切。只是……将如此重大的谣言风波，归咎于一门吏酒后失言，未免过于儿戏。那谶文拼凑工整，直指宫闱东宫，岂是醉汉胡言所能为？且其时间拿捏如此之巧，恰在太子病重、人心浮动之际，若说背后无人指使，老臣实难相信。至于洛阳之事，一纸县令奏报，恐难尽信。”
褚遂良也道：“长孙司徒所言极是。此案关乎国本，非同小可。仅凭萧相一疏，恐难服众。三司既已介入，当查个水落石出，方是正理。”
柳奭更是直接：“陛下！萧瑀此乃避重就轻，推诿罪责！其门人如何能轻易私窥秘书省禁书？又岂能恰好抄得与谣言契合之谶文？洛阳之事，更是疑点重重！臣恳请陛下，责令三司继续深挖，务必揪出幕后主使，还东宫、还皇后殿下一个公道！”
三位重臣，态度分明。长孙无忌、褚遂良主张继续查，但语气留有回旋；柳奭则态度强硬，要求彻查到底。显然，朝中支持太子与皇后的力量，不想就此放过打击萧瑀（及背后萧淑妃）的机会。
李治的目光再次投向李瑾：“李瑾，此案你最先揭露疑点，也最清楚其中关节。以你之见，萧瑀此疏，是实是虚？此案，当如何了结？”
压力再次集中到李瑾身上。他知道，皇帝此问，既是考较，也是在寻找一个既能维护朝廷体面、又能平息事端、还能对各方有所交代的“解决方案”。他不能顺着柳奭的意思要求“彻查到底”，那会逼得萧瑀狗急跳墙，朝局可能真的失控，皇帝未必愿意看到。他也不能替萧瑀开脱，那会彻底得罪太子一系，也违背自己初衷。他必须给出一个既能打击对手、又能顾全大局、还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建议。
他沉吟片刻，组织语言，缓缓道：“陛下，萧相此疏，臣不敢妄断虚实。然臣以为，此案关键，不在是否揪出一两个‘门吏’或‘石工’，而在于其背后所欲达成的目的，以及此目的是否已经达成，或是否被阻止。”
“哦？此言何解？” 李治眼中闪过一丝兴味。
“谣言四起，其目的无非有三：一，污损宫闱，动摇圣德；二，诅咒东宫，动摇国本；三，构陷忠良，扰乱朝纲。” 李瑾条分缕析，“今陛下圣心独照，明察秋毫，未为谣言所惑，反下旨严查，此第一目的，已然落空。太子殿下仁孝，得上天庇佑，陛下、皇后慈爱，病情已有好转之象，此第二目的，亦受挫折。至于第三目的……”
他顿了顿，看向御案上萧瑀的请罪疏：“萧相自承管教不严，门人失德，此已是对其声望之打击。若陛下能借此，申饬其治家不严、有负圣恩，罚其俸禄，令其闭门思过，并借此整顿朝纲，严禁私窥禁书、传播妖言，则朝野皆知陛下维护纲纪、庇护东宫之决心，宵小之辈自然敛迹。如此，谣言背后的目的——扰乱朝纲、打击异己——非但未能达成，反使朝纲为之一肃，正气得以伸张。至于是否还有更深藏的‘幕后主使’，陛下天威莫测，圣心烛照，自有明断。且经此一事，其人心虚胆怯，行迹已露，日后若再有不轨，陛下与朝廷，防范起来也更容易些。”
他这番话，可谓机锋暗藏。表面上，他建议“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接受萧瑀的“请罪”，以“申饬罚俸、闭门思过”了结，似乎是在为萧瑀开脱。但实际上，他强调的是“打击对手目的”、“肃清朝纲”、“震慑宵小”，并将最终是否追究“幕后主使”的决定权，巧妙地交还给皇帝，既给了皇帝台阶下，又暗示“主使”已暴露，未来可轻易拿捏。更重要的是，他将此事的处理，与“维护太子”、“整顿朝纲”这个大义名分挂钩，使得惩罚萧瑀（哪怕是象征性的）变得顺理成章，且能收获政治上的积极效果。
长孙无忌听罢，深深
第39章 晋王得辅翼-->>(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