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晋王得辅翼

    金殿一役，余波未平。皇帝下旨三司会审彻查“谶纬谣言”一案，如同巨石投入本已暗流涌动的深潭，激起千层浪。朝堂之上，表面波澜不惊，实则人人自危，暗地里的目光交错、私下里的打探串联，比往日更盛。萧瑀告病不朝，其门生故旧、姻亲盟友的府邸，一时间也门庭冷落了许多，仿佛都沾染了某种无形的晦气。与之相对，东宫左庶子于志宁、以及一些素来与王皇后一系（或曰太子一系）较为亲近的官员，腰杆似乎挺直了些许，虽然依旧谨慎，但眉宇间的凝重稍减。

    李瑾的生活，在经历了一场近乎公开的朝堂搏杀后，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皇帝并未因他“大胆妄言”而加罪，反而责令他“协助查案”，这本身就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他在司经局的廨署，开始不时有品阶不一的官员“路过”拜访，或是请教“经义疑难”，或是谈论“朝中趣闻”，言语间不乏试探与交好之意。李瑾依旧秉持着谦逊低调的作风，对来访者客气有礼，但涉及朝政、谶纬案、乃至东宫之事，皆以“下官位卑，不敢妄议”、“案情未明，不敢揣测”为由，滴水不漏地应付过去。他知道，此刻不知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任何得意忘形或口风不严，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他将武曌提供的关于“谶书散页”的具体信息（如存放位置、大致内容、笔迹特征），以及郭老夫人处得来的关于“洛水石工”的线索，择其关键、隐去敏感来源后，写成一份详尽的条陈，通过正式渠道呈递给了主理此案的刑部侍郎（此人是长孙无忌的门生，素以刚正闻名，与萧瑀一系并不融洽）。条陈中，他着重强调了三点：一、谶文内容与古籍雷同，显系抄录拼凑；二、伪造者需有接触特定古籍的条件；三、“洛水古碑”子虚乌有，但“石工凿碑”之事或可追查。他并未在条陈中直接指向任何人，只是将线索和疑点罗列，交由三司判断。

    与此同时，他通过李福和王掌柜，密切关注着萧氏外戚、“保和堂”以及那位太医署刘姓少监的动向。果不其然，风声鹤唳之下，对方开始有所动作。先是“保和堂”的坐堂郎中突然“回老家探亲”，铺子暂时歇业；接着，萧瑀府中传出消息，其一位掌管文书、与秘书省常有往来的远房侄儿，也“突发急症”，被送到城外庄园“静养”。那位刘姓少监，则表现得异常“勤勉”，主动请缨负责一批药材的检验入库，几乎整日泡在太医署的药库，似乎在刻意制造“忙碌”且“置身事外”的形象。

    这些举动，在李瑾看来，更像是欲盖弥彰，急于切割、隐藏证据。他让王掌柜动用最隐蔽的眼线，盯紧那个“探亲”的郎中和“静养”的萧家侄儿，看他们是否真的离开长安，又去往何处。同时，他也提醒刘神威，留意太医署内，尤其是药库、档案房等关键区域，近日有无异常人员出入或物品变动。

    谶纬案的调查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东宫的核心——太子李忠的病情，也在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或许是得益于王皇后的悉心照料和太医署的竭力维持，或许是太子年轻的生命力终究挣扎出了一线生机，进入正月后，太子的病情竟出现了转机。持续月余的低热终于褪去，身上的脓疮开始收敛、结痂，咳喘也大为减轻，虽然人依旧消瘦虚弱，精神不济，但已能偶尔在搀扶下坐起，进些清淡的饮食，甚至能简单说几句话。这个消息，无疑给愁云惨淡的东宫带来了一线曙光，也让皇帝李治紧锁的眉头，稍稍舒展了少许。

    李瑾借着“整理需太子静阅的经史摘要”之名，数次前往丽正殿外围请安，通过内侍的口，了解太子的点滴好转。他也将从刘神威处得到的、关于牛痘接种者（东宫第一批二十余人）全部顺利度过观察期、无人出现严重反应、且初步验证了对痘疮毒液有一定抵抗力的消息，以极为隐晦的方式，通过周尚宫递给了王皇后。他知道，此刻任何一点积极的信号，对皇后和太子都是莫大的安慰，也能增加他们面对后续风波的底气。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太子病情略有好转、谶纬案调查进入深水区时，一场新的风波，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将李瑾推到了皇帝面前。

    这日，李瑾被皇帝紧急传召至两仪殿偏殿。殿内除了皇帝李治，还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以及一位身着紫袍、面容清癯、气质儒雅的中年官员——正是晋王李治的舅父，中书令柳奭。柳奭之女是太子李忠的生母，早逝，因此柳奭亦是太子外祖，属于铁杆的“太子党”，与王皇后关系密切。

    气氛有些凝重。李治手中拿着一份奏疏，脸色阴沉。见李瑾进来行礼，他摆了摆手，直接将奏疏递给长孙无忌：“司徒，你也看看。萧瑀上的请罪疏，还有这份……‘澄清’奏报。”

    长孙无忌接过，快速浏览，眉头微皱，然后递给褚遂良，褚遂良看罢，也是面色沉凝，最后传给了柳奭。柳奭看后，冷哼一声，将奏疏放在案上。

    “李瑾，” 李治看向他，声音听不出喜怒，“萧瑀上疏，自言管教不严，致其门下文吏（指那位‘静养’的侄儿）私窥秘书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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