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民听得专注。
这些细节，他未必全都知道。
「秦朝还干预百姓的婚丧嫁娶。」李逸尘继续举例。
「《法律答问》记载，百姓嫁女，如果隐瞒女儿有恶疾，要受罚。百姓娶妻，如果不登记，也要受罚。」
「甚至连百姓家里死了人，都要向官府报告，由官府安排丧葬事宜。」
「秦朝试图用看得见的手，控制社会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认为，只要制定足够详细的律法，让百姓按律行事，天下就能大治。」
李世民知道这段历史，之前只是觉得如此做就是暴政，所以秦二世而亡。
如今在李世民试图用「度」来思考这些政策。
「结果是社会失去活力。」李逸尘沉声道。
「百姓动辄得咎，不敢创新，不敢尝试。」
「农民种地，只敢种官府规定的作物；工匠做工，只敢做官府要求的样式。」
「因为一旦与规定不符，就可能触犯律法。」
「而且，为了执行这些细致入微的律法，秦朝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
「每县设县令、县丞、县尉，下设诸曹掾史，再下有乡啬夫、亭长、里正。」
「层层官吏，都需要俸禄。这些俸禄从哪里来？从百姓赋税中来。」
李世民若有所思：「所以秦朝赋税极重。」
「不止赋税，还有徭役。」李逸尘道。
「修建长城、阿房宫、骊山陵、驰道————每一项都需要徵发数十万民夫。」
「青壮年被征走，田地荒芜，粮食减产。粮食减产，官府就得更严格地徵收赋税，徵发更多徭役。这是恶性循环。」
他停顿片刻，让李世民消化这些信息。
「陛下，这就是臣要说的第一个道理：看得见的手如果伸得太长，会破坏看不见的手的运作。」
「市场需要一定的自由空间，百姓需要一定的选择余地。如果官府规定得太死，社会就会僵化。」
李世民缓缓点头：「朕明白了。秦朝之亡，非独暴政，亦在於管得太宽太细，百姓无喘息之机。」
「正是。」李逸尘继续道，「而且，秦朝的政策还有另一个问题边际效用递减。」
「此话怎讲？」
「商鞅变法之初，秦国弱於六国。此时严刑峻法、奖励耕战，确实让秦国迅速强大。」
「每增加一分管控，就增加一分国力。这是边际效用递增的阶段。」
李逸尘用茶盏在案上比划。
「但等到秦国统一天下，情况变了。」
「天下初定，百姓渴望安定。此时继续加强管控，每增加一分，带来的不是国力增长，而是民怨积累。」
「到了某个点之後，同样的严刑峻法，产生的效用开始递减，甚至变成反效用。
「秦二世时，继续徵发徭役、加重刑罚，效果如何？」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
「这就是边际效用变成反值的表现同样的政策，不仅无用，反而加速了王朝崩溃「」
李世民眉头紧皱，这个角度，他从未想过。
「所以你的意思是，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时点、不同的条件下，效果可能完全不同？」
「正是。」李逸尘郑重道。
「商鞅之法，在战国时是强国之术，在统一後，却可能是亡国之因。不是政策本身绝对的对错，而是时势变了，政策的边际效用变了。」
暖阁内陷入沉默。炭火啪作响。
良久，李世民才开口。
「那麽汉朝呢？汉承秦制，却享国四百年。他们是如何把握这个度的？」
「汉朝确实承袭了秦朝的许多制度。」李逸尘整理思绪。
「但汉初的统治者做了一件关键的事—他们放松了看得见的手。」
「萧何入咸阳，不取金帛，独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他明白，治国需要制度，但不需要秦朝那麽严密的控制。」
「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秦法尽除。这是对秦朝过度干预的修正。」
李世民点头：「这是黄老之术，无为而治。」
「正是。」李逸尘道。
「文景之治，奉行的是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允许百姓自由经商、开发资源。」
「又除田之租税」，三十税一，甚至有时免收田租。这是大幅收缩看得见的手，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朕记得史书记载文景时期，国库充盈，粮仓陈陈相因，以至腐败不可食。」
「正是。」李逸尘道。
「但这里有个问题：完全放任看不见的手，就一定是好的吗？」
李世民看着他，等待下文。
「汉初的放任政策，确实让经济迅速恢复。但放任久了，问题就出现了。」李逸尘缓缓道。
「首先是土地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因为市场自发的力量，会让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其次是诸侯坐大。吴王刘濞利用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富可敌国，终酿七国之乱。」
「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一个弊端——它会自然产生垄断和割据。」
李世民陷入沉思。
这些问题，唐朝也在面对。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情况变了。」李逸尘继续讲述。
「武帝面临匈奴侵边、诸侯割据、豪强兼并三大问题。他选择重新伸出看得见的手。
「」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手的强力干预。」
李世民对这些政策很熟悉。
他曾经研究过汉武帝的治国方略。
「盐铁官营，就是将盐和铁的生产销售收归官府垄断。」李逸尘分析道。
「从短期看，这迅速增加了国库收入，支撑了对匈奴的战争。但从长期看呢？」
「臣查阅史料，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官营铁器质量低劣。《盐铁论》记载，百姓抱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官府生产的农具，粗制滥造，还不如私人工匠的产品。」
「第二，价格高昂。由於垄断，官府可以随意定价。农民买不起好农具，只能买劣质品，或者回到木制石器时代。」
「第三，腐败滋生。负责盐铁事务的官吏，利用职权中饱私囊。」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记载：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李世民缓缓点头：「所以桑弘羊的政策，有利有弊。」
「正是。」李逸尘道。
「而且这些政策也有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盐铁官营初期，国库迅速充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逐渐显现：百姓负担加重，生产技术进步缓慢，官僚体系腐败。」
「汉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诏》，承认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就是认识到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了。
暖阁内再次沉默。
李世民走到地图前，看着大唐的疆域，久久不语。
李逸尘继续道。
「汉代後来的统治者，一直在寻找平衡。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讨论是否继续盐铁官营。」
「宣帝时，部分放松管制，允许部分私营。」
「东汉光武帝，更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大幅缩减官府干预。」
「但东汉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度放任。」
「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蓄养私兵，形成庄园经济。」
「官府控制力削弱，最终导致军阀割据，三国鼎立。
他总结道：「纵观秦汉四百年，可以看到一个循环。」
「秦朝过度干预，汉初大幅放松，武帝再次加强，东汉又渐次放松。」
「每个阶段都有其合理性，但每个阶段也都有问题。」
「关键就在於，如何找到那个平衡点既不让看得见的手扼杀社会活力，也不让看不见的手导致贫富悬殊、割据混乱。」
李世民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那麽依你之见，这个平衡点在哪里？」
李逸尘知道，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他不能直接说「陛下您应该怎样」，那样越界了。
他只能从理论角度分析。
「臣以为，平衡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调整的。」
他谨慎地说。
「有几个原则可供参考。」
「第一，官府应该做那些市场做不了的事。比如防御、司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事，私人没有动力做，或者做了也做不好，必须由官府承担。」
「第二，官府应该纠正市场的明显弊端。」
「比如垄断、欺诈、严重贫富分化。」
「但纠正时，要尽量用间接手段——比如通过税收调节，而非直接禁止。」
「第三，政策要有弹性。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效果可能不同。」
「应该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而不是一刀切。
，7
「比如土地兼并问题。」李逸尘道。
「完全放任，会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
「但像王莽那样强行「王田制」，将土地收归朝廷再分配，又会导致社会动荡。」
「那该如何？」
「可以采取渐进的、间接的方式。」李逸尘说。
「比如，按土地多少徵收累进税—土地越多，税率越高。这样，大地主会主动出售部分土地，以避免高税负。土地就会自然流向需要的人。」
「又比如，鼓励开垦荒地。对新垦土地，前几年减税甚至免税。这样无地农民就有动力去开荒，而不是与地主争夺熟田。」
李世民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这些建议，既有新意，又切实可行。
而且也是税改的重要内容。
如今李世民听了李逸尘的讲解之後，对於太子推行的税制改革更有了深刻的体会。
李世民终於能深刻理解税制改革的意义了。
李逸尘顿了顿。
「朝廷行事不是要麽完全放任，要麽完全控制，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就像驾车，时而轻拉缰绳，时而稍松，让马既不至於脱缰，也不至於停滞不前。」
李世民久久不语。
他想起贞观初年，为了恢复经济，他大幅减轻赋税，减少徭役，几乎不干预民间经济活动。
那确实是「放松缰绳」的阶段。
结果呢？
经济迅速恢复，人口增长，商业繁荣。
但这些年，问题也开始出现。
山东豪族兼并土地，关中商贾囤积居奇，南方私盐贩卖屡禁不止——
是不是该「收紧缰绳」了？
可是收紧到什麽程度？
会不会重蹈汉武帝的覆辙？
「陛下。」李逸尘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