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多少都能办”吗。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ooo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ooo斤的四级，3ooo斤的三级，4ooo斤的二级，5ooo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1o月，康生在河南对教育厅的同志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劳动5小时，上课3小时。现在大炼钢铁，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碴呀山人民公社各大队都办起了“农业大学”，社员都成了“大学生”。“大学教授”由村支书任命。王资庄农业大学“教授”吴套是大队会计，念过几天私塾，只会加减乘除；杨里环大队的“农业大学”只有一个班，一个“教授”，“教授”会什么就教什么，教的很杂，就叫农杂系。“教授”学问很大，会读《三字经》、《千字文》，会写对联。
碴呀山公社有3万多人，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1958年却出现了“十二家”3ooo多人，占总人口的1o%。什么是“十二家”？就是：作家、文学家、明家、科学家、医学学术家、歌唱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体育家、民间说唱家、民间舞蹈家。“作家”和“文学家”有不少文盲，只会“口头创作”；“舞蹈家”大多是巫婆神汉，会“跳大神”；“明家”会搞“滚珠轴承化”；“科学家”会把南瓜嫁接在红薯秧子上；“画家”画出了火箭、乌龟和蜗牛……。《人民日报》表评论员文章，赞扬碴岈山公社的“十二家”，“创造明，吟诗作画，著书立说，载歌载舞……”“这不是最新最美的图画吗？”
这可不是什么笑话，这是“大跃进”中的事实。这种愚昧和荒唐，不仅是“喜剧”和“闹剧”，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