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在当时，如果过早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将会导致生产受到破坏，工人失业。我觉得，当时朱德同志在阐述这个问题时，讲得很好。他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够消灭”；为了工人阶级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还必须“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朱德选集》，第261、262页）。这里用的是“忍受”资本家“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而不是讲“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这就表达得比较确切恰当。
少奇同志很重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防止和反对“左”、右两种倾向问题。早在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指出，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的问题，“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1949年5月5日，他在天津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反“左”要比反右困难得多。他说：
“不要怕说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最近我到天津，资本家很高兴，工人有的可能不高兴，但是不要紧，我是诚心诚意为工人打算，工人将来会知道。最近东亚毛织厂的资本家宋棐卿写信给我，说要扩大生产，再开一个工厂，我也回了他一信，好像我是替资本家打算的。但是假如另开了一个新工厂，使原有一千多工人增加到二千多工人，岂不解决很多工人失业问题？所以只好和资本家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关系拉好了，弄的立场失了，那就是右了。关系极好，展生产，又不是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这种人大概立场不稳，一接头就投降了资本家。**人不是放在箱子里不见人的，而是经风霜的，这才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
少奇同志在当时就指出了反“左”比反右更难，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时隔不久，围绕天津讲话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还是在党内生了一场反对少奇同志的风波。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少奇同志在天津之行结束不久的5月31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批评东北局在这个问题上生的“左”倾错误。在中央把这个电报转给各中央局、市委和各野战军前委时，**还亲自起草了按语，指出“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并要求各地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东北局书记高岗不但不接受**、少奇同志的批评，反而对少奇同志怀恨在心。他把少奇的天津讲话抄成“档案”进行散布，别有用心地制造流言蜚语，恶毒攻击少奇同志，向党难。
在1954年2月揭露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针对高岗的流言蜚语说：
“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o5―2o6页）
小平同志对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这番评价，我以为是非常中肯、公正和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