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界定相当随意，因此成为基层干部管制、打击民众的最常用的一种法宝。例如，1957年福建省光泽县因为乡干部贪污，在一个乡引了一场骚乱。结果，把39名“闹事”群众定为“坏分子”，判处有期徒刑6人（2人在服刑期间死亡），其余被判处管制或监督劳动。这些人的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被作为四类分子看待，不分给自留地，劳动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上中学、升大学，更不能参军、招工、招干。
对“四类分子”的专政形式除了蹲监狱外，主要就是管制和监督劳动。
管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在公安机关管束和民众监督下进行劳动的刑罚。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人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决定何人被管制，管制时间多长，在法律上管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但是实际上大多是有些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私自管制他人。大跃进时期不少基层成立“学好队”，随意关押不服的民众，强迫他们劳动。
监督劳动：虽然没有被管制，或者已经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他民众和基层干部的监督下从事劳动改造。谁有权让人受到监督劳动，没有明文规定，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然而实际这个权力操纵在基层干部手中。
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认定：农村中积极拥护合作化运动的是贫下中农；摇摆不定的是中农，特别是上中农；反对、破坏合作化运动的是“四类分子”。因此，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报告时，对合作化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作了修改补充，确定为：“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对农村阶级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和原来的老中农，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分为新上中农和新下中农，老上中农和老下中农，以新老下中农为依靠力量，新老上中农为团结对象。
根据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在合作化运动中始终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不愿意入社、不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闹退社等等，都是阶级斗争的反应。都是“四类分子”在搞破坏，是上中能的资本主义自势力在反对社会主义。作家浩然写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两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巨著，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图解。
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很多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在解决出现的问题时，就抓“四类分子”或者富裕中农作典型，狠斗狠批，杀一儆百。
有文章写道：“有一年春耕季节，恰好有一个赶集的日子，许多农民不下田去赶集，引起驻村区干部的愤怒。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这位区干部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第二天晚上，村里召开大会批斗老地主，老地主站在台的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了，就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的儿子代替，而这种做法当年农村是相当普遍的。批判老地主的效果显著，农民的出工率迅上升。其实在集体化的年代，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积极性，不出工去赶集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区干部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也因此这件事情给笔者很深刻的印象。”
河北卢龙县某村，有一位教员吴老师，家为富农成分。1947年土改时，他家老院的三间正房和三间厢房划为他家所有，当时颁了土地房产证。1951年村里暂借吴老师的3间厢房使用。1954年初吴老师因为孩子多，又长大了，住得太挤，就在1954年初向村里讨要这三间厢
《碧爷爷故事集》第二卷48、 抓阶级斗争整“四类分子”-->>(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