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不仅握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而且握有很大的经济权力，诸如产品分配权，财政、贷款、预购款的管理、支配权等等。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权力，严重脱离群众，为了自私自利的企图而滥用权力，违反党的政策，生活、思想蜕化，引起群众的反感。一些农民向调查组反映，一些干部的工分同他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少，为什么能够经常上饭馆？为什么能戴手表、用金笔、听留声机？有的社员还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夏收余谷卖了多少钱、用途如何。群众反映，乡社干部是“官官相护”，有的干部明说：“我们几个干部**相向，就不怕群众”，“什么人浮上来，就把他打下去”。
在干部中还滋长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倾向。有的干部以为合作化后的农民成为集体化农民，一切事情都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社员稍有违背，就被扣上“落后”、“反党”、“破坏合作社”的帽子，受到扣工分、不许出工、不给救济款和购粮证等处罚，甚至捆绑吊打。
《河北省委关于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报告》说：高级社干部的强迫命令成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很多农业社的干部，在进行工作中，不同群众商量，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多是少数干部做主，甚至展到了一把手独断专行。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任意扣以“落后”、“反动”、“破坏合作社”的帽子，使得群众有话不敢说。
（2）片面强调集体利益，不顾社员利益，限制社员活动自由。比如有的地方在秋收时规定：夜间不准私自外出，违者以“偷窃论处”；有的社在搞生产竞赛时，严令社员不准赶集、不准经营副业。否则以“违反集体利益论处”。有的社员说，农业社限制副业，又不给预支借款，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有的社员不愿“受制”，情愿缴纳罚款，也要享享“自由”，有的则干脆不辞而别，另谋生路。
（3）任意克扣社员工分，罚劳动日，停止劳动，冻结存款，不给政府救济款和购粮证等。昌黎县刘台庄乡的农业社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动员”社员投资打井。一夜不叫社员回家睡觉，干部说：“不交钱投资不行，没钱卖人也得交！”有的社员就把家里吃的粮食、烧的柴禾等卖掉来投资。
（4）捆绑抽打群众，较以前也有展。有的社员被逼自杀，有的被逼疯，有的则上访请愿。秦皇岛市郊两个乡的党员中，任意打骂群众的有15名，占党员数7%。
1957年8月13日，**中央批转了《浙江省委转杨心培同志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称：合作化急于求成，不顾主客观条件和农民自愿与否，人为的加快了合作社的展度，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急躁冒进。社队干部作风骄横，强迫命令。仙居县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个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者48名；建社后损害社员利益，账目混乱，不能及时正确处理经济问题。特别是生产指挥上不听群众意见，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蛮干，瞎指挥。结果，造成全县粮食大减产，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了22%。秋收分配后，群众思想混乱，纷纷要求退社。对此，县乡干部不是抓紧生产救灾工作，而是采取强行压制的办法，使矛盾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