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洪中的英雄事迹”时，村子里已有人家因无米下锅而挨饿了。灾后，政府与集体农庄都采取了救济措施，全村有1o％的家庭靠救济活了下来；到1９５6年底，村子里增加了副业投资，还创办了1o个小企业。尽管做了这些努力，到1９５6年年底结算，人均收入仍比前年下降了３o％，正好４４元，而且只付２元现金。
饥饿中的农民迫不得已转向黑市和半合法的粮食市场，黑市上玉米o．1５元一斤，大约是国家统购价的两倍。与此同时，庙会和农村集市也消失了。上级决定在饶阳东部建一个小飞机场，他们征用了周围村庄的土地，却没有给予任何适当的补偿。为预防下一次水灾所建造的大坝，也同样无偿地征用了农民的土地：承担了一切的农民无奈地说：“不得不两人吃一碗饭了”。从1９５５――1９５７年，五公的人口从1９1２人降到1７11人，除有少量外出，老人和病人去世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疲惫不堪、营养不良、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下，虚弱的妇女怀孕率降低，流产率上升”，“导致出生率下降”。
情况到了1９５７年开始好转，河北在一年之内解散了所有由几个村组成的集体农庄，缩小到一个村；饶阳作为一个穷县，1９５７年税收负担相对较轻，还得到了补助金，多少弥补了1９５6年的部分损失。这年春节五公就派了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表演队到邹村庙会进行表演，有二万人赶来参加集市，显示了某种新的活力。但这一年，由于财力的拮据，教育的展受到影响，３oo名饶阳初中毕业生只有四分之一升入高中，不满的学生在黑板上写道：“饶阳初中生，白搭九年功；高中没考上，师范不招生；出路只一条，回家把地种；宏愿何处诉，愤恨怎能平。”这大概又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吧。
1９５７年２月，一份《关于河北省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1９５6年生产情况的调查》送到手里。报告说：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低落，社员不愿上工，积肥不积极；1９５6年灾情同上年差不多，但减产严重，农民收入普遍下降；有的地方出现宰杀耕畜和强行把大车、牲口拉回家的现象。报告认为1９５6年大量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报告还反映社领导强迫农民入社、投资，作风不民主，经济不公开，办事不公平，关心社员少，干部之间闹宗派，党支部包办社的工作等，因而社员思想极为混乱，任其下去，合作社有垮台的危险。
对河北省的报告，作了这样的批示：“此件所说是否属实，请派人去涿县尚庄乡切实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的一份简报称：1956年秋收分配大多数社员都减少了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小贩和有手艺的农民；农业社对社员的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社内劳动过分紧张，社员累得受不了。社员无时间经营家庭副业，日常零花钱都很困难。他们说，增收不多，受累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对社员的日常困难不关怀、不照顾，甚至进行打击。
1957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向中央和写了一份他在福建省农村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农
《碧爷爷故事集》第二卷43、干部腐败作威作福-->>(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