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富农穿一条裤子”、“不跟**走，盼望蒋介石”、“破坏合作化运动”等等政治帽子；对“顽固不化者”，就要重新查他的祖宗三代、社会关系、历史旧账，给他戴上漏划的“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坏分子”等大帽子，对其批判斗争、监督管制、实行专政。同时，还要用经济手段卡、压：多派卖粮任务，不让供销社卖给东西。让你既没吃的又没用的，不怕你不就范。这样一来，被逼死的人命成千上万。谁怕你死，你死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1955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到河北省安平县老家探亲，让他顺便了解乡村合作化的情形。李银桥了解到乡里是这样办的：区里干部来到村里，命令全村人站到场院里，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样自然无人敢不入合作社了。
有一篇回忆内蒙古自治区合作化情况的文章写道：1955年秋天以后，全党总动员，要求迅全面实现农业合作化，大办高级社。上面抽调了大批干部，一齐涌下农村，把迅全面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要求务必成，否则即为右倾，就得挨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牲畜、农具）都得打价入社归公，由社里集体管理经营。农民全部为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按分分红。由于运动来势太猛，违背人心，绝大多数农民都接受不了，不愿人社。加之个别干部在牲畜、农具的人社评价中不能出于公心，而是一味凭个人感情用事，拼命压等压价，且因人而异。一个牲畜的价格不值一张皮子钱，还得2o年以后才能视情况兑现。这就更引起多数农民的不满和反感。一时间，宰杀牲畜的狂潮到处漫延，大量的牲畜，一夜之间便都死在了屠刀之下。但肩负头等政治任务的强大压力，办社心切的各级干部根本不顾（不敢顾）这些。他们只能顺应政治时势，一股劲地全力以赴，耍尽浑身解数，动员逼迫农民人社。大搞建社成运动。
口头上说的是人社自愿，不搞强迫命令。实际上，自愿入社的是极少数。干部们比强迫命令还强迫命令。凡是不愿入社的农民，统统视为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顽固分子。不分白天黑夜，大会批，小会逼，反复“动员”挤压。干部不离门，你出他进，搞车轮战术，没完没了，名为做政治思想工作，实为搞围攻逼迫和恐吓。我亲眼看见很多农民被逼的到了会场上，只是低下头抱住烟袋一股劲抽烟，头上的汗珠不断滴。当时的逻辑是：入社，就是听**的话，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不愿人社的，就是认为国民党好，要跟蒋介石走旧社会的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何去何从，自己选择。这种比强迫命令还强迫命令的做法，逼的哑巴也得说话。“听国民党话，跟蒋介
《碧爷爷故事集》第二卷39、农民跑进“社会主义”-->>(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