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管起来了，全国人民都过着吃穿平均的贫苦生活。
统购统销政策的具体实行是这样的：国家先预订一个全国的收购总指标，分配到各省，省再逐级下分，地、县、区（撤区后是乡）、村、农民，这是“国家任务”，必须完成的。农民应该卖的“余粮”数目，采取自报公议再由支书和村长最后确定。这样，农民的脖子最后就被村干部卡起来了。让你卖多少就必须卖多少，如有怨言和抵抗，就被扣上“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总路线”、“不跟**走”等等大帽子。轻的被辩论批判，重的就要进监狱。
统购统销政策使农民失去了多打粮就能吃饱吃好的指望。农民觉得：反正收了粮食也是政府的，即使是丰收年景，上面规定的口粮数也不会高到使农民吃得十分饱。到了荒年则不必太愁，反正没吃的了国家不会看着饿死。这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便一落千丈。
这个政策，按主席的说法，叫做“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
不仅农民，全国有很多体恤农民的干部也反对这项政策。主席于1958年5月17日下午，在**八大二次会议曾说：“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很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这一来很多人因此被指为“反革命”，进了牢房。高级干部如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就被指为“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被撤了职。
主席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他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
粮食统购统销，促使主席的思想生了转折。他不再同意邓子恢“稳步前进”的主张，他要“快马加鞭”大办初级社了。当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制定之后，他就指示中央农村工作部立即准备召开全国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搞一个“关于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并尽快的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