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照相机，讷河县政府就打开仓库，让我挑选。我从那些农民交上来的照相机中，选了一架日本照相机，一个三角架，还有一些洗相纸和显相定影药，并从此对摄影生了兴趣。
整个土地改革运动，我都在乡下转。到了1948年春节，大概那些“极左”做法，上边慢慢现了。于是《东北日报》表一篇纠正偏差的社论，题目叫《**与领导》。社论批评了上面所叙述的现象。紧接着传达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件，批评了“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以及“打击了工商业”等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纠正极左错误，一方面动员参军：保卫土改果实，并动春耕生产运动。
我是1948年3月底4月初回到齐齐哈尔报社的。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报社领导要大家写出自己对土改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我问社长孙泱：“去年11月我刚刚到了嫩江县，了解一些情况，曾经写过一份很长的秘码电报，报社收到没有？”孙泱（就是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同志说：“收到了，遵照你的意见转到了省委宣传部。”我又到省委宣传部问叶立平（他原来是报社记者，此时已调省委）。他说：“你反映的是嫩江县的情况，我转给了正在这里开会的县委书记解云清了。”我又问：“他怎么表示？”叶立平说：“他看后笑了笑装在口袋中了，没有什么表示。”我想，当时省委正在布置土改，正要掀起**，他不可能有什么表示。但是我一直感谢他：如果他把我那封电报转给某一位搞极“左”的领导人手里，我当时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不久我又被派到“三肇”地区报道春耕生产。这年夏天，我在报社变换了工作岗位，让我做编辑，负责城市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