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化，邀功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固然边区党指导上有错误，但党内组织不纯又是影响和助长这些错误产生和展的社会基础。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也得以利用党员称号干部外衣，毫无顾忌的实行其各种各色危害农民破坏党与各种组织的反动行为，在今天则成为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争取国内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社论声称：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机分子、投机分子”，“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
11月3o日，**中央晋绥分局出通知，要求“所有土改工作团各机关团体与前后方一切干部人员，必须认真学习这两个文件（按：即**给晋绥分局同志的信和《晋绥日报》社论），要利用一切时间，利用各种会议时机，利用汇报工作机会及一切工作间隙进行学习讨论。各机关部队负责同志应认真领导这一学习”。
于是，一场整党审干运动――“搬石头”运动就开展起来。把原有的党组织和党员不加区别地一律抛开；错误地提出反对“干部路线”；绝大多数地方决定对旧组织一律停止活动；对原有村级各种组织中地富出身的干部一律撤职，宣布永远不能当干部；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全部撤职听候审查。整党和土改，上靠工作团，下靠贫农团；当群众审查干部时，不允许干部申辩，否则就被扣上“破坏土改”的帽子。
在不少地方，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对待党员、干部，在扣押地主的同时，扣押了很多的党员、干部。甚至在扣押地主之前，就扣押、斗争干部。斗争党员、干部的方式和斗争地主一样，有些地方展到乱打乱杀的地步。据《党代会总结》中的统计：晋绥全区43ooo个农村党员中，开除了约1oooo名，占总数的24％；非正常死亡的党员、干部357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33人，村干部与党员有317人。
不仅地主、富农、党员、干部受打击，就是划为中农成分的农民也遭到排斥和打击。当时曾大反所谓的“中农路线”，强调“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掌刀把子。”在平分土地时，搞村与村之间的绝对平均，任意抽调中农的土地。土地来源中抽调中农土地比例较高，一般是土地来源的45%以上，高的达到8o%以上。严重侵害了中农利益。
1948年春，**中央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批评了晋绥区的极“左”偏向，并进行了坚决地纠正。晋绥区的极“左”偏向被纠正了。但是，搞极“左”的康生等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建国后，分局书记受到重用，步步高升，官至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土改运动2o年之后，他遭到了报应：文革时期，造反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抄了他的家，对他及其家人进行了残酷的批斗、毒打和折磨。他的妻子遭到多次凌辱和毒打，揪头连头皮都掀下一大块，实在不堪忍受而自杀；他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被活活打死。造反派整得他家破人亡。唉！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