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撤职。如果是**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党籍，告诉当地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干部的好不好，是关系农民大家的事情。因此，哪个干部要不要，不决定于公家人，而决定于群众。”“在目前，凡是在那些不是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农会就可以完全替代政权。”
1947年的9月，是晋绥地区“红色恐怖”的9月，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权力，以斗争地主富农、清浮财挖底财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乱斗乱抓乱打乱杀，一片红色恐怖。
最令人震惊的，是分局主要领导人直接组织斗争大会，残酷斗争著名开明士绅刘少白、牛友兰和孙良臣。孙良臣当场被活活打死，牛友兰绝食自杀。
刘、牛、孙都是著名爱国抗日人士，竭诚拥护**，为**抗日出过很多财力物力。1942年，他们被选进边区参议会，刘为副议长，牛、孙为议员，孙还是行署建设处副处长。他们曾访问过延安，受到等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和表扬。
在斗争牛友兰的前几天（9月18日），晋绥地区“府”――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分局书记到会讲话，动群众“斗牛”。他说：“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大家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一定给你们撑腰。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9月26日，召开斗争大会，牛友兰被“积极分子”用铁丝穿透鼻子，强迫牛友兰的儿子、**高级干部、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牛荫冠牵着爸爸游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大会”。
对曾经全力帮助支持过自己的朋友尚且如此残酷，普通的土财主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中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29o个村，打死1o5o人，其中有地主38o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o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o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很快的，乱打乱杀之火由地主、富农那里漫延到基层政权干部那里。
分局书记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严重夸大党组织不纯，强调要依靠群众整党，“要相信群众起来能够解决任何问题。要宣布我们组织中有坏人，如何办由群众处理，对任何人都如此，对工作团干部、军队干部也是如此。处理干部先问群众，不是先问上级，各级干部都要服从群众。”
《晋绥日报》1947年11月27日表了《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社论评价土改前的各级政权组织时说：“在若干时期，边区党规定与执行各种政策上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便宜了地主阶级，打击了农民情绪，以及党内严重的强迫命令，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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