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线。你在亚齐那边的园子，可以挂一面旗子，他们的人就不来扰了。“
“什么旗子？“张振勋问。
刘泰兴笑而不语。旁边一个姓李的商人替他答道：“张老板，大家都是明白人。苏门答腊那边，荷兰人管得了城里，管不了乡下。亚齐苏丹的人马在山里面，谁给他们送粮送药，他们在谁的园子门口插根竹竿——荷兰人见着那竹竿，也得绕三分。“
张振勋把酒杯放下了。他看着刘泰兴的眼睛，那对浑浊的老眼里有一丝精光，像沉在水底多年的刀，被月光照了一下。
“刘老，“他说，“我是个生意人，不想掺和打仗的事。我的园子愿意交税、愿意守规矩，谁来都一样。可要让我在荷兰人和亚齐人中间选边站——“他顿了顿，“我哪边也不站。我站中间。“
厅里安静了一瞬。刘泰兴脸上的笑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端起酒杯来连声说“喝酒喝酒“。可张振勋注意到，旁边那姓李的商人放下筷子之后，右手一直放在桌沿下面——那是一个可以随时抄家伙的位置。
李氏兄弟一直站在张振勋身旁，寸步不离，那些人也顾忌三分。
当晚散席之后，张振勋上了马车。车帘一放下来，张振勋的背心已经汗透了。他把领口松了松，靠在车壁上闭上眼。马蹄踏在青石板路上的声音嘚嘚的，清脆而规律。
他在黑暗中睁开眼，望着头顶那方被车帘遮蔽的黑暗，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句话——他刚才对刘泰兴说的话：“我哪边也不站。“
在这个地方，不站队本身就是一种站队。今天他说了不站，明天刘泰兴的人会不会觉得他不可靠？后天殖民政府的人会不会觉得他跟叛军有来往？他不知道。可他知道一件事——他不能让自己的手沾上那些不该沾的东西。只要沾了，就洗不掉了。
马车的轮子咕噜咕噜地转着，把巴达维亚的夜色一寸一寸地抛在身后。
亚齐战争打了快七年了，还没有停的意思。
荷印殖民政府往苏门答腊投入的兵力和金钱越来越多，战况却始终胶着。亚齐苏丹国的军队熟悉地形、擅长游击，荷兰人在平原上能赢，进了山区就抓瞎。 到了1880年，殖民政府的财政已经吃紧，总督府开始向各地的华人巨商“募捐军费“——说得客气是募捐，说得不客气就是摊派。
张振勋被摊派的数目是一万荷兰盾。
一万荷兰盾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够在巴达维亚买几套不错的院子了。张振勋收到总督府公函的那天，在账房里坐了很久，把一万盾从几个账户里分散地拨出来，凑齐了，让黄阿福亲自送到总督府财政处去。他缴了这笔“军费“，可心里在滴血。不是心疼钱，是心疼那个方向——苏门答腊内陆的山里，那些正在被炮火炸碎的家园。
他派人暗中去了解了一下，亚齐的难民已经流散到了巨港和棉兰一带，有些逃进山里，有些南下到沿海的渔村。难民们缺粮、缺药、缺衣服、缺一切能让人活下去的东西。荷兰人封锁了海岸线，任何公开的援助都会被当作“通敌“处理。
张振勋想了一个办法。他让种植园那边“采购一批物资“——粮食、药品、旧衣裳、油布——说是要发给自己的工人过冬用的。实际上这些物资分了两路：一路正常发给园里的劳工，另一路通过几个信得过的土著头人，悄悄地送到了山里的难民营去。
他做得很小心。每一批物资的账面都做成了“员工福利“或者“生产损耗“，连黄阿福都不知道具体送到了什么地方。只有他自己清楚，每个月从他账上流出去的那几百盾，换了多少粮食、多少药、多少在寒夜里能让人多撑几天的东西。
有一天夜里，他在账房里对账，翻到那本“特殊账户
第十二章 游走于刀尖-->>(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