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田之后的日子里，张振勋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把所有涉及鸦片贸易的账目单独锁进了一只铁皮箱——跟那本“特殊账户“一起——然后把自己关在裕和行二楼的房间里整整三天。三天之后他出来，瘦了一圈，眼窝深陷，可眼神出奇地清明。他把所有合伙人、管事的、账房先生叫到一起，宣布了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裕和行名下的所有产业，涉及到鸦片种植的，全部转给荷兰人经营，裕和行只做运输和仓储的中介。利润不上不下，够维持，但不赚大钱。他说：“我不赚那个钱。“
有人问：“那咱们以后的利润从哪来？“
张振勋拿出一张早就画好的地图——上面标注着他这些年陆陆续续买下来、还没有大规模开发的几十块地。
“从这来。“他说，手指在那些地块上一一划过，“从地里来。种橡胶、种咖啡、种茶、种椰子、种甘蔗、种胡椒。南洋的土地不会骗人，你把种子埋进去，好好待它，它就长出东西来回报你。鸦片也是一颗种子，可它长出来的东西——“他顿了顿，“它长出来的东西，会把种它的人一起吞下去。“
没有人再问了。
1878年，张振勋的垦殖帝国初见规模。
他在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亚总共拥有超过二十个种植园和矿场，面积加起来比整个新加坡还大。他的橡胶园总产量占了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两成，咖啡园的产量占了将近一成。他在巴达维亚、泗水、巨港、槟城、新加坡都设有分行，他创办的日里银行在马来亚华人商界信用卓著，发行的钞票在新加坡和槟城的华人商圈里通用。
他雇的工人总数已经超过五千人——华工、土著、马来人、印度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由劳工“。他在种植园里建了学校、诊所和简易的佛堂，每年过年还给工人们发双薪和年货。他的种植园从外面看跟别的荷兰人庄园差不多——一排一排的树、一片一片的田——可走进去就知道不一样。工人们的脸上有笑，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傍晚收工的时候，炊烟从每一个工棚里升起来，在空中交汇成一大片灰白的云。
有一次，一个从怡保来的英国商人参观了他的橡胶园之后，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裕和行虽然是个华人商号，但它的种植园管理水平一点也不输给欧洲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劳工待遇——这里的人看起来不像劳工，倒像一群住在自己村庄里的居民。“
张振勋读到这段抄录回来的话时，正在巴达维亚的账房里整理一份新的开垦计划。他把那张报纸放在桌角，没有做任何批注，只是合上报纸的时候，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
窗外头的巴达维亚依旧热闹。汽笛、钟声、小贩的吆喝、马车的轮子碾过青石板路面的咕噜声——一切都跟十年前一样，可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张振勋站起来，走到窗前。他三十七岁了。鬓角有了几根白发，下巴上的胡茬比以前硬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纹路比以前深了。可他的腰板还是直的，跟十六岁那年从车轮坪村走出来时一样直。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雍正通宝。铜钱温热着，贴着胸口，像一颗不会停止跳动的心。
他望着远处的海平线。在那条灰蓝色的线条之外，是中国，是潮州，是大埔，是车轮坪村。那里有他的父母、他的弟妹、他的结发妻子。他离开那片土地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间，他在这片热带的土地上种下了几十万棵树、建起了二十多个种植园、养活了几千个家庭、攒下了一份在巴达维亚数得着的家业。
可那片红褐色的乡土，始终在他怀里，像那枚铜钱一样，贴着胸口，温热着。
“快了，“他低声说，“等我再大一点，就回去。“
晚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温暖的气息。巴达维亚的夜幕正在缓缓落下，一座城市的万家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片倒映在地上的星空。
张振勋关上了窗户，回到桌前坐下。油灯跳了一下，他把灯罩拢了拢，让火苗重新站稳。然后他翻开一本新的账簿，在第一页上写下了四个字：“裕和垦殖。“
他在下面添了一行小字：“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张振勋立。“
笔尖在纸面上顿了顿，又补了一行——
“以此土养此民，以此业报此身。终有一日，归田报国。“
他把笔搁下，看着那一行字在油灯下闪着墨光。夜风又从窗缝里钻了进来，把纸页的一角轻轻吹起，又落下。
裕和行的灯亮了很久，很久。第十一章垦殖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