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用袖子擦了一下眼角。 张振勋接过灯笼，低头看了看那个歪歪扭扭的“饶“字，心里头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他把灯笼倒过来，重新把“饶“字正了回去，然后划了根火柴，把蜡烛重新点亮了。
橘红色的光从灯笼里透出来，照在两个人脸上。张振勋把灯笼递还给饶海山，说：“舅舅，灯笼正了。“
饶海山接过灯笼，抬头看了他一眼。那双算盘珠子一样的眼睛里泛着水光，在灯笼的映照下亮晶晶的。
“阿勋，“他说，声音哑得像破锣，“当年的事，是舅舅不对。你……你莫往心里去。“
张振勋伸出手，在舅父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舅舅，都过去了。您进屋坐，我带了洋酒回来，咱爷俩喝一杯。“
饶海山点了点头，提着那盏正过来的灯笼，跟在张振勋身后走进了院子。夜风把灯笼吹得微微一晃，那个端端正正的“饶“字在光里清清楚楚的，一笔一画都不含糊。
夜深了。客人们都散了，弟妹们回了各自的屋，爹娘也歇下了。张振勋坐在灶间门口，面前放着一碗客家娘酒。酒是陈珏温过的，琥珀色的液体在粗瓷碗里微微晃荡，散发着一股甜糯的米香。
陈珏在他旁边坐下来。两个人肩挨着肩，跟十四年前洞房花烛夜的那个姿势一样，中间隔着两个拳头的距离。灶膛里的余火还亮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高高的，长长的。
张振勋端起那碗娘酒喝了一口。酒是甜的，又带一点酸，温温地流进胃里，像一只手轻轻地揉着里头那团打了十四年的结。
“珏，“他说，“这次，我带你们一起去南洋。我买了地、开了商行，房子大得很，够住。爹娘去，弟妹们也去。你——“
陈珏摇了摇头。
她摇得很慢，很轻，但很坚定。她看着灶膛里那些余烬，火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眼角照出细细的纹路。
“爹娘老了，路上经不起颠簸。弟妹们还小，而且家的根基在这儿，不能没人守。“她转过头来看着他，那双黑亮的眼睛在火光里温温的，“你走你的，家，我来守。“
张振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头却哽住了。他看着陈珏，看着这个在他走后独自撑了十多年的人——她替他侍奉双亲、抚养弟妹、守着那几亩薄田和一间老屋，把他该做却没能做的事全做了。她的肩膀那么瘦，可那上面扛着的担子比他的还重。
他从凳子上滑下来，跪在了她面前。
“珏……“他说不出别的话来了，只是握着她的手，把额头抵在她的手背上。她的手粗糙，指节粗大，掌心里全是茧——是种田的茧、洗衣的茧、劈柴的茧。十四年来他不知道这双手干了多少活，流了多少汗。
陈珏没有抽回手。她就让他那么跪着，另一只手抬起来，轻轻地放在他的头顶上，像摸一个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回来的孩子。
“起来吧，“她说，“地上凉。“
张振勋跪在地上，肩膀抖着，却怎么也起不来。陈珏也不催他，就那么坐着，手放在他头顶上，一下一下地顺着他的头发。
灶膛里最后一根柴火终于烧尽了。余火暗下去，只剩一点红彤彤的炭心在灰烬里忽明忽灭。夜风吹进来，把墙上那两个影子吹得晃了晃。
张振勋终于松开了她的手，慢慢地站了起来。他进了里屋，把那坛娘酒端了出来——那是陈珏亲手酿的，封在坛子里，坛口还扎着红布。他抱着那坛酒，走到陈珏面前，说：“这坛酒我带走。“
陈珏看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
“等我回来。“张振勋说。这一次他的声音没有抖，很稳，像他站在裕和垦殖公司的坡顶上望着那片土地时一样稳。
“我等你。“陈珏说。
跟十四年前一样的三个字。一字不多，一字不少。
张振勋在家里留了几天，就要离开。
这天，天还没亮，还是那条村口的黄泥路，还是那棵老榕树，还是那个站在树底下的人。雾比十四年前更重一些，把整个车轮坪村罩得严严实实，连土楼的轮廓都看不清了。
张振勋背着包裹站在榕树底下，面前是陈珏。她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衫，头发在脑后挽成髻，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跟十四年前一模一样。
“回去吧，“他说，“雾重。“
她摇了摇头。
他看了她很久。这一次他没有哭。又把怀里那枚铜钱摸出来，看了一眼，然后放回去。整了整肩上的包裹带子，朝陈珏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沿着那条向南的黄泥路走去。
走了二十步，张振勋没有回头。
走了五十步，依然没有回头。
走到山坳口上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微微侧过头，用余光往身后看了一眼——榕树底下，那个蓝布衫的影子还在。浓雾里模模糊糊的，像用淡墨在湿纸上轻轻点了一下。
他转回头，迈步走进了山坳。
这一次，他没有再回头了。
雾在他的身后合拢了，把车轮坪村、老榕树、蓝布衫的影子全都吞了进去。前方是下坡路，是通往潮州、通往汕头、通往那片茫茫大海的路。
张振勋的脚步声在晨雾中渐渐远了。他背上的包裹里，有一坛客家娘酒，封着红布，沉甸甸的，随着他的脚步一晃一晃。
那坛酒在几十年后出现在了烟台张裕酒窖最深处的一个角落里。坛口的红布已经褪成了浅粉色，可坛身完好，里头还剩着大约一半的酒。酒液呈深琥珀色，澄澈透亮，酒香幽沉。
酒坛子底下压着一张已经泛黄的纸条，上头只写了一行字：
“同治十一年冬，出大埔。妻陈氏手酿。张振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