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荷印垄断的破局者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张振勋三十二岁。

    裕和商行的生意已经从巴达维亚一路延伸到了苏门答腊。他在巨港设了分号，在棉兰有了代理，在亚齐的港口跟当地头人签了合**议。商行的招牌越挂越多，“裕和“两个字在南洋的华人圈子里开始有了分量。

    可张振勋心里清楚，虽然生意越做越大，但总让人觉得不踏实。在这土地上，想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必需破局。

    荷兰东印度公司——现在该叫荷印殖民政府了——垄断着爪哇岛上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大米、盐、鸦片、香料、咖啡，这些是他们的命根子，碰不得。可张振勋发现，在那些被垄断的商品之外，有一片广阔的灰色地带，殖民政府管不过来，也懒得管。

    比如劳动力。

    荷印政府有一套“契约劳工“制度——说白了就是一种变相的奴隶制。殖民政府把各地的“罪犯“、“流浪汉“、“欠债人“抓起来，签一份所谓的“自愿契约“，然后送到苏门答腊的种植园里去干活。这些人去了之后，名义上是“受雇“，实际上跟坐牢差不多——没有自由，没有工资，只有一口饭吊着命，干到死为止。

    这种制度的效率低得吓人。张振勋去过几个荷兰人开的种植园，亲眼看见那些“契约劳工“是怎么干活的——目光呆滞，动作迟缓，像一群被抽走了魂魄的木偶。监工挥着鞭子站在旁边，打一下动一下，不打就停。种一棵咖啡树，需要的人手是正常劳力的三倍，时间是多一倍，还不算逃工、装病、甚至自杀的。

    张振勋站在那些种植园外面看了一会儿，心里转了几转。回去之后，他关在账房里算了三天账，然后做出一个决定。

    他要自己招工。

    不靠政府，不签那种把人变成奴隶的“契约“。他直接去找苏门答腊当地的土著村落，跟头人们面对面地谈条件：自愿来干活，每天干八小时，管三顿饭，周薪现结，还包住宿。干满一年的，年底多发一个月的工钱。谁家里有急事的可以请假回去，不扣钱。

    这条件开出来，土著村落的人先是半信半疑，有人试了三个月，拿到手里的钱比种地一年还多，消息传开，报名的人就挤破了棚屋的门。张振勋在巨港城外建了一排工棚，条件比荷兰人种植园里的“猪仔营“好得太多了——竹墙瓦顶，每人一张竹床，院子里还有一口井。工人们每天收工回来，可以在院子里冲凉、聊天、跟亲戚朋友见面。

    荷兰人觉得他疯了。“给土著开那么高的工钱，还管吃管住？你是做生意还是做善事？“一个荷兰种植园主在一次酒会上当着众人的面问他。

    张振勋端着酒杯笑了笑：“范德赫斯特先生（赫尔曼的哥哥威廉也在场），我也是做生意的。可我相信，一个人吃饱了饭、睡得踏实，干活才有力气。与其花三倍的钱养一群饿着肚子的懒汉，不如花一倍半的钱养一群吃饱饭的壮汉。“

    那荷兰人哼了一声，没有再接话。可在座的几个荷兰商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张振勋说的确实有道理，他们的账上，劳工成本一直是大头，效率却怎么也提不上去。

    张振勋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层盘算，是他心里那个更长远的想法。那些“自由劳工“在他的种植园里干活，挣了钱、学了技术、见了世面。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去，会跟村里人说：“裕和行的老板是个好人。“这些口碑像水一样漫出去，一年两年，他张振勋的名字在苏门答腊的土著圈子里就成了一种保证——裕和行招工，不会坑人。

    这种信任，是用钱买不到的。而张振勋最擅长的，就是用那些别人看不上的、觉得“太麻烦“的笨办法，一点一点地把信任攒起来。

    赫尔德家族的人坐不住了。

    威廉·范·赫尔德，当年那个把张振勋从橡胶园里赶出去的人，如今已经是荷印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的家族在爪哇和苏门答腊拥有七八个种植园，还承包了三个省份的鸦片特许权。这些年，威廉一直看着张振勋——从他继承米店、做酒税、办典当，到如今成立垦殖公司、搞自由劳工——每一步都踩在荷兰商人不愿意踩、或者踩不到的角落里。

    威廉没有忘记这个年轻人。当年在橡胶园里，那个浑身是血的华人。他在暴风夜里带着人逃跑，却救了彼得的儿子，还让彼得在大厅里等了自己一个晚上，只为了让自己放走这个华人。

    威廉记得清清楚楚。他记得彼得撕掉那张卖身契的时候，自己在屋里的窗边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欠了这个人什么，又说不清欠的是什么。

    那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感......

    “哥，这个张振勋必须管了。“赫尔曼坐在威廉种植园别墅的客厅里，把酒杯重重地顿在茶几上，“他到处收土著劳力，把我们的工价都抬高了。我们那些契约劳工现在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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