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抄得最慢，因为他每抄一段就要停下来想一想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想到会意处便低声嘀咕一句“原来阮公是这个意思”，然后又埋头继续抄。
消息传得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当天傍晚，孙义的抄本就被他带回了洛阳城，在铜驼街的一家酒肆里被一群文人士子传阅。起初还有人不信——“阮籍都死了多久了，怎么可能还在金谷园里写文章？怕是有人装神弄鬼吧。”但当孙义把抄本摊在桌上，指着开篇“世之所谓大人先生者，吾知之矣”那一段念出来时，酒肆里渐渐安静了。
等念到“以酒蒙眼，假装世间无泪；以狂塞耳，假装窗外无哭”时，整个酒肆鸦雀无声，连端酒的伙计都站在灶台旁忘了上菜。一个素来仰慕阮籍的年轻士子听到此处忽然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顿，眼眶泛红，说了句“阮公这是把自己的心剜出来给我们看”，便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所有人，肩膀轻轻耸动了好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杜子明带着他亲自校对过的抄本出现在太学门口。他在洛阳文坛虽然不算顶尖人物，但他是出了名的严谨，从不传谣，从不夸大。
他当着太学数十名师生的面，把自己的抄本和石柱原文一字一句地对照朗读。读到批判段时，人群中有人低头有人皱眉有人面露不屑；读到自省段时，那些低头的人重新抬起了头，那些皱眉的人把眉头舒展开来，那些面露不屑的人脸上的轻蔑也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沉默。读到“人人皆可为大人先生”那段时，太学门口已经围了不下百人，连路过的挑夫都放下担子在人群外面伸着脖子听。
读到“率真自然”四个字时，杜子明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得几乎读不下去，最后还是旁边一个年轻学生帮他读完了最后一句“后人若问阮籍何以为阮籍，且看此石”。
半个月之内，这篇文章被传抄了不知多少遍。太学的学生们把它当成课业之外的必读文章，争相传抄，洛阳纸贵；清谈圈里的名士们起初还有几分不以为然，觉得一个死了百年的狂生写的文章能有什么了不起，但等他们真正读了之后，大部分人沉默了——不是无话可说，而是阮籍说的每一个字都恰好戳在了他们的痛处，偏偏又骂得那么真诚，让人想反驳都找不到抓手。
尤其是有几个从前在清谈会上和阮籍对过阵的老名士，读了之后一言不发地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好几天，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像是老了十岁。就连一向以正统自居的洛阳王氏残余势力，虽然对文章中批判士族虚伪的部分极为不满，却也不得不承认这篇文章“文采斐然，气韵生动，有建安风骨之余响”，只是在私下里加了一句“可惜终是狂生之言”——说这话的人声音很轻，底气也不太足，似乎连他自己都知道这句话站不住脚。
士林震动了。这震动不是地震那种地动山摇的震，而是更细微、更持久的震——像是有人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去，越扩越远，越扩越深。那些读了阮籍文章的名士们，有的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有的开始尝试走出书斋去接触真正的民间疾苦，还有几个年轻气盛的太学生甚至在清谈会上公开质问那些老前辈：“阮公说他论了半辈子有无之辨却不知米价几何，请问先生，今天的米价是多少？”问得那些老前辈们哑口无言，有个脾气大的老名士当场拂袖而去，但更多的人是沉默了很久之后，轻轻地说了句“老夫也不记得了”。
谢道蕴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六月初了。
文章被白清从洛阳带回邺城——白清在洛阳有几个范阳卢氏的旧交，他们知道白清和陆悬鱼走得近，也知道陆悬鱼和阮籍有过一段特殊的交情，便特意誊了一份最好的抄本托白清转交。白清回到邺城那天正好下雨，他把抄本用油布包了好几层，塞在怀里，一路小跑回到永宁坊，连自己的住处都没回，先去了谢道蕴租住的小院。
谢道蕴正坐在老槐树下看账本。新商法的试行条款已经写到了第三稿，她每天都要对着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条款反复推敲，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白清推门进来时她抬起头，一眼就看到了他怀里那个油布包。“什么东西这么金贵，还要用油布包着？”白清没说话，只是把油布包放在石桌上，小心翼翼地揭开油布，将那份誊写得工工整整的抄本推到她面前。
谢道蕴放下账本，拿起抄本，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她读得很慢，比看账本时慢了十倍不止。读到“不知家中米缸已空，佃农鬻子以偿租”时，她的手指微微收紧，指尖按在纸面上，指节微微发白。读到“以酒蒙眼，假装世间无泪”时，她轻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声音轻得只有她自己能听见，尾音带着一丝极细微的颤抖。
读到“不逃不避，方是真生”时，她将抄本放下，仰头望了望老槐树的树冠，沉默了很久。读到文末“人人皆可为大人先生，不必峨冠博带，不必麈尾清谈”那段时，她忽然想起当年在洛阳金谷园清谈会上第一次见到阮籍时的情形——彼时阮籍弹完一曲《酒狂》，满座皆醉，唯独她在那醉意深处听出了一股说不出的悲凉。
她在清谈会后私下问阮籍，先生为何总是弹这一曲，阮籍醉眼朦胧地看了她一眼，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小姑娘，有些曲子是会弹进骨头里的”。当时她没有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如今读完了这篇文章，她全都懂了——弹进骨头的不是曲子，是那一百年的愧疚和不敢面对的自我。
读完全文之后，她将抄本轻轻合上，放在膝头，仰头望着老槐树的树冠。雨已经停了，槐树叶上还挂着水珠，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挂了满树的碎水晶。
“嗣宗终于解脱了。”谢道蕴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很深的感慨，但更多的是一种淡淡的欣慰，“当年在洛阳，我在清谈会上见他的时候，他眼睛里全是苦——那苦不是穷苦的苦，是一个人的良心和懦弱打了百年仗、谁也没打赢谁的苦。现在他不用再打了。他把自己的心剜出来刻在石头上，然后大笑三声就走了。那笑声里没有悲凉，没有苦涩，只有自由——真正的自由。”
她翻到文末那段“人人皆可为大人先生”的段落，又读了一遍，轻轻点了点头，仿佛在和一位远方的故人对谈，“率真自然——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做到的人，古往今来又有几个呢。阮公用了一百年才学会，剩下的人，恐怕要用更久。”
她低下头，看着膝上那份抄本，忽然笑了一下。“阮公说自己是‘被酒蒙住了眼的懦夫’，说陆悬鱼是‘那个眼睛干净得不像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把陆悬鱼比作一盏灯——灯不用大，放在暗处就是光。这句写得真好。他若还活着，我真想当面敬他一杯杜康酒。”
白清轻轻摇了摇纸扇，扇面上那两只雪地觅食的麻雀已经被他换成了一幅金谷园废墟的水墨写意。他接过话头，将自己在洛阳听到的那些传言一一讲给谢道蕴听——什么太学门口杜老夫子读得老泪纵横啦，什么酒肆里年轻士子听完之后对着窗外掉眼泪啦，什么那几个老名士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关了好几天啦。谢道蕴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将抄本收好，只说了一句话。
“他不会回来了。文章是他的遗书。一个人把遗书写好了，就不会再回头。”她的话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个自己早已预料到的结局。白清没有再多问，收起纸扇，朝谢道蕴拱了拱手，转身往巷口走去。
他还要去城东大营找石虎，石虎虽然不识字，但一定也想听人讲讲阮籍那篇文章里写了什么——尤其是那些骂阀门骂得痛快淋漓的段落，石虎听了大概会拍着桌子大笑三声，然后骂一句“这老小子骂得真他娘的痛快”。
金谷园废墟重归寂静。
那根刻满文章的汉白玉石柱依然立在水榭废墟的角落里，墨迹已经彻底渗入石质深处，风吹不掉，雨洗不去，日晒不褪。日后来金谷园寻访遗迹的人都会在这根石柱前驻足良久，有人会拿出纸笔来抄录，有人会默默诵读，有人读完之后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也有人在读到“率真自然”四个字时忽然蹲下来哭了。
哭的人各有各的缘由——有人是因为被骂醒了，有人是因为想起了自己曾经也是率真自然的人，还有人说不出理由，只是觉得这四个字放在这里，让人想哭。石柱旁边那架古琴静静斜靠在青石台基上，琴身上落满了老槐树飘下的细碎花瓣，桐木在日晒雨淋中渐渐褪去了暗褐色的光泽，但琴弦依然绷得笔直，风大的时候，琴弦会自己发出极细微的嗡嗡声，像是在替主人回应那些前来致敬的访客。
再远一些的山林间，据说有人在月明之夜偶尔能听到金谷园方向传来清越悠远的琴声，和阮籍生前弹的《酒狂》完全不同——那琴声旷达而安详，像是一个终于找到了归宿的灵魂在山林间自由自在地吟唱。有人循声去找过，只找到了那根刻满字的石柱和那架无人的古琴，再没有见过那个青衫魂影的踪迹。
阮籍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人面前。但他的文章留了下来，从洛阳传到邺城，从邺城传到建康，从建康传到更远的地方。
那些传抄的纸页在无数人手中流转，纸边起了毛边，墨迹被磨得有些模糊，但开篇那声惊雷般的“世之所谓大人先生者，吾知之矣”依然振聋发聩，中间那段剖心自省的“以酒蒙眼，假装世间无泪”依然让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读到此处不由得放下书卷、望向窗外沉默许久，而文末那句“率真自然”四个字始终清晰如初，仿佛这四个字本身就有不褪色的力量。
而那个曾经在洛阳酒肆里借酒浇愁、在金谷园废墟上仰天大笑的青衫魂影，早已化作一缕自由自在的清风，融入了那片他最终选择了的山林，仿佛再不问人间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