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页一页摞起来，就是一个村子往上走的路。
他加快了脚步，想着回去赶紧把贺家湾的经验写出来，油印几十份，发给各乡参考。
延安的油印机这两年换了新的，油墨也好了，印出来清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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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贺家湾的识字班设在村东头一孔废弃的旧窑洞里。
窑洞不大，进深三丈，宽一丈五，土炕拆了改成三排矮桌——土坯垒的台子，上面铺着高梁秆编的蓆子，就是课桌。
黑板是木匠用三块杨木板拼的，刷了锅底灰，用久了中间磨出一片发亮的区域，像一面黑亮的镜子。
粉笔是用石灰掺黄土搓的，写起来掉渣，写完了满手白。
贝克尔每周来贺家湾上两堂课，礼拜三下午教大班——十岁往上的孩子，带点成人扫盲性质；
礼拜六上午教小班——六岁到九岁的娃娃，纯启蒙。今天礼拜六，小班。
贝克尔推开窑洞门的时候，里头已经坐了二十几个娃娃。
小的五六岁，趴在矮桌上流鼻涕；大的九岁，坐得端端正正，膝盖上摊着石板和石笔——石板是山上打的页岩片，磨平了当写字板用，石笔是滑石条，写完了用破布一擦就干净。
几个小姑娘头上扎着红头绳，是识字班发的——上个月全乡识字比赛，贺家湾拿了第三，乡上奖了一把红头绳和两盒粉笔。
“起立！”
班长是个十岁的男娃，叫贺铁蛋，贺老栓的孙子，嗓门大得吓人。
“坐下。”
贝克尔摆了摆手，把布包放在土坯讲台上，掏出课本。课本是边区教育厅编的《识字课本》第一册，油印的，封面画着一个扛锄头的农民和一个拿枪的战士，
底下印着“抗日救国，人人有责”。
贝克尔自己加了一本手写的教案，用柏林带来的硬壳笔记本，里面是他这几年攒的教学笔记。
“上堂课讲到哪里了？”
贝克尔用陕北话问。
“讲到了‘田’字！”
底下七八个娃娃抢着喊。
“对。‘田’字。谁能上来写？”
五六个娃娃举手，最积极的是个扎红头绳的小姑娘，叫翠翠，七岁，张有福的闺女。
贝克尔点了她。翠翠跑上来，踮着脚在黑板上画了个方框，里头画了个十字。
“对不对？”
贝克尔问底下的孩子们。
“对——”
“好。今天讲三个字——‘人’‘口’‘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