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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一九四零年五月下旬。
美国的报纸评论传到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各国文化界顿时炸开了锅。
莫斯科的作家协会开了三次座谈会,发言记录整理出来印了八十多页。
巴黎的《人道报》编辑部收到了一百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工人和教师写的,信里说的话差不多——“美国人有脸说我们?他们自己国内还有几百万人在排队领救济粮。”
东京的日共文化部组织了一次公开演讲会,一个老作家站在台上讲了四十分钟,讲完之后把讲稿摔在讲台上,说了一句“美国那套东西,就是忽悠人的。”
这股风潮自然而然的也传到了柏林。
德国作家协会的主席——一个叫埃里希·贝伦特的作家,五十二岁,战前是柏林《前进报》的编辑,革命后一直在做文化工作。
他在柏林《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叫《两种世界,两种日子》。
文章发表之后,被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报纸转载了二十多次。文章全文如下:
“美国的朋友们最近很忙。
他们一边在报纸上写社论,一边在广播里发表讲话,说我们德国共产党的退休交接制度是‘权力斗争的新形式’,说我们的青年干部培养计划是‘突击提拔’,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换汤不换药’。
他们说得很多。但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民主’两个字。”
“他们说,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有选票,有言论自由,有反对党。
他们说,我们的制度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说,我们的干部是‘少数人商量好了之后从上往下压下来的命令’。
他们说的对不对?对了一半。
我们的干部确实不是靠全民投票选出来的。但问题在于——选票能当饭吃吗?
反对党能治感冒吗?言论自由能让孩子上学吗?”
“我请美国的朋友们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民主’的,那请问——一九三三年你们有多少家银行倒闭了?有多少家工厂关门了?有多少人失业了?
你们的选票在哪一天把那些失业的人重新送回了工厂?
第二,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自由’的,那请问——你们南方的黑人兄弟,在你们的‘自由’制度下过了多少年摘棉花不给钱的日子?
你们的‘自由’是不是只对白皮肤的人管用?
第三,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人类之光’,那请问——你们的‘光’照到了纽约的贫民窟里吗?
照到了芝加哥的失业工人食堂里吗?
照到了那些在救济站门口排队的母亲和孩子身上吗?”
“我们德国的制度不完美。我们有官僚主义,有特权思想,有干部老化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都承认,但我们承认之后怎么办?
我们搞退休交接制度。老同志交班,年轻人接班。交得清清楚楚,接得明明白白。
这不是‘权力斗
第1147章 大论战-->>(第1/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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