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五章 社戏

    这地方叫临水村。

    若你要在荆南武陵郡的堪舆图上寻它，多半是寻不见的，它不过是一个离州城极远、被重重叠叠的青山与曲折的沅水河汊子半围着的小村庄。

    沅水到了这一带，水势早没了上游那般湍急，反而被无数的沙洲与浅滩分割得支离破碎。水流在山脚下打着转，拐着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深不见底的江沱与生满芦苇的水荡子。

    临水村便像一颗被丢在水草间的石子，灰扑扑地趴在河湾的深处。

    村里的住户，满打满算也不满五十家，这里依山，地势也就崎岖起来，找不出多少平整的大田，多是依着山势开垦出来的梯田。

    村民们世世代代，便弯着腰在那散落的巴掌大小的梯田里，种些粟米之类的杂粮，收成多半要看老天爷的脸色，若是遇上旱涝，田里绝了收，便只能撑了极小极破的枪划子，去那些水荡子里，下网打些鱼虾度日。

    这里的日子，像那缓缓流淌的沅水一样，单调、沉闷，且透着一股子似乎永远也望不到头的清苦。

    村头只有一家很古旧的店，总是半掩着木门，门前用一根竹竿挑着个酒幌，那酒幌原本大抵是红色的，但经历了不知多少年风吹日晒，如今已经变成了暗褐色，上面依稀辨认得出写了一个字，估计是“酒”罢。

    掌柜的是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头子，卖的也多是些兑了水的劣酒，供那些路过的挑客行商，或是村里偶尔打了多余几条鱼换了铜板的汉子，站在柜台前草草地喝上一碗，消磨时间。

    村里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皮肤都被水风吹得粗糙黧黑，男人们黎明即起，扛着农具去田间，或是拿着渔网去河边；女人们则是在家里纺线、织布，或是去河沿上浆洗衣裳。每个人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大乾的世道不管怎么变迁，似乎都与村里人毫无干系。

    但，日子虽然像沅水一样毫无波澜，在我们这群孩子眼里，世间一切倒也极有意思。

    村里的孩子，无论是穿开裆裤的男童，还是头上扎着红头绳的女童，大抵都是一样在泥水里滚大的。大人们都在为了一口饭食而终日奔波，哪里有闲情逸致来管束我们？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便是三五成群，伏在河沿上掘了蚯蚓，穿在木叉做的小钩上去钓虾。

    那水里的虾都是呆子，只要有吃的，是决不惮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木尖送到嘴里去的，所以手巧的人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我们便用河边的枯枝生了火，就着泥巴将那虾烤了，剥去硬壳，露出虾肉，那滋味，便算是日子里难得的美味了。

    又或者是到了夏秋，我们便被大人吩咐了，赶着自家或者帮地主家放的水牛，去远处的荒坡上吃草。但这临水村的黄牛水牛都欺小得很，总是动辄便拿角来顶我们。我们这些年岁小的孩子，被顶过了就总是害怕的，便只能远远地跟着，站着，看着它们在荒草间大口大口吃草，只要它们不走远，我们便乐得躲在树荫底下，用柳条编着草帽，或是去掏那树上的鸟窝。

    在这群孩子中，阿发是最野的一个，他比我们都大些，敢徒手去抓那草丛里游走的水蛇，甚至敢在夜里去偷太公家地里的香瓜；水生最识水性，他能像泥鳅一样在沅水里潜出极远，一口气能在水下摸出几个硕大的河蚌来；而我--他们都叫我幺妹，虽然是个女娃，却也从不惮于和他们一起在浅滩里玩耍的。

    村里的老人常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个“野丫头”、“赔钱货”，说我这般没有规矩，将来是嫁不出去，要丢尽了祖宗颜面的，母亲虽偶尔也会斥责我没有个女娃的稳重样，但终究家里没有余粮供我娇养，再加上我年纪又小，也就随我去了。

    这一年大人们总是很忙，听说是上头，也就是那好远好远的襄阳府衙，派了带刀的官人下来，那些官人穿着军服，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要在田地里量尺寸，清查什么“隐匿田亩”，还要按着村里的人头分田地。

    更可怕的是，他们居然带着兵，拿着大铁锤，硬生生地把村东头那座立了百年的贞节牌坊给推倒了！

    那座牌坊，是村里最老的老太公的祖奶奶守寡守出来的，据说是当年连县太爷都亲自来观望过的，推倒那天，村里的太公和族长们，一个个气得浑身发抖，却害怕那些带刀的官人，只敢躲在祠堂里。

    从那天起，他们便天天在祠堂里紧闭着门吵嚷，脸红脖子粗的，我偶尔偷偷溜去祠堂外，能听到太公用拐杖戳着地，声嘶力竭地喊着“祖宗之法不可废”、“有辱斯文”、“天打雷劈”之类的话。

    也正因为大人们都被这些“天大的祸事”牵扯了所有的精力，便更没人来理会我们在野地里作什么反了。

    最近眼看着到了承平五年的冬季，即将新年了，往年到了这时节，没了什么农活，要是没徭役摊派，大家都闲了下来，酒肆里的人会多起来，父亲和母亲陪我的时间也多了些--但今年大人们还是很忙。

    我们也就只能在冬天盼望，去对岸的赵家沱去看戏了。

    往年的这个时候，总是有一场酬神戏的，那是为了拜谢龙王爷或者土地爷一年的保佑，这戏是那边的乡绅族长们出面，挨家挨户地去收钱，说是要“家家供奉”，才好求保佑这方水土。

    那时候，即便是家里已经揭不开锅，连明天饭食都凑不齐的人家，也是不敢不交这钱的，因为族长说了，不敬神明，是要遭天谴的，更是要被家法伺候、逐出宗族的。

    收足了钱，乡绅们便会派人去城里，请来那些敲锣打鼓的戏班子，在下游赵家沱那片宽阔的河滩上，搭起高高的戏台。

    那台上的戏码，多半是什么《长生殿》、或者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那些咿咿呀呀的唱腔，就这么在冬日的夜空里飘荡开来。

    老实说，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是决计看不懂他们在唱些什么的，连大人们，多半也只是凑个热闹，在台下嗑着瓜子，互相闲扯。

    但我们喜欢看戏，只因为戏里有武生。

    我记得有一年，请来了一个出名的铁头老生，那是专门来镇场子的，他穿着没有插满背的旗子、也没有画花哨脸谱的紧身武服，手里一根齐眉棍舞得密不透风，“呼呼”作响，随后便在戏台上，连翻了不知多少个筋斗，直翻得眼花缭乱，惹得台下的人们大声叫好。

    阿发当时便在台下，两眼放光地跟我说，这武生定是极其厉害的，日里怕不是能打死一只老虎！

    那是我们一年中最快活的日子。

    然而，看戏的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村里却起了些传言。

    有从镇上卖鱼回来的汉子说，今年赵家沱那边搭台子，不是以往年例里的酬神戏，而是从大城里来的一帮人，唤作什么“文工团”的，特意来给乡下人搭台唱的大戏。

    而且，这戏是官府派人来唱的，分文不取！连女人和丫头，今年都能大大方方地去台下看！

    这消息一传开，村子里的气氛便诡异了起来。

    先是平日里太公家的那几个帮闲，阴恻恻地走家串户，跟大家说那是不正经的人弄出来的野戏邪戏，里面唱的都是些坏了祖宗规矩、大逆不道的东西。

    随后，大人们又被全部叫到了祠堂里。

    太公坐着发了话：“官府的刀快，咱们惹不起，但咱们村里的规矩，也不能废！谁家要是敢去对面看那场邪戏，便是中了邪，便是数典忘祖！日后别想在这临水村立足，死后也入不得祖坟，是要做孤魂野鬼的！”

    谁都看得出来太公的心情差得很，大人们都不敢去触这霉头，他们虽然心疼往年交的那些戏钱，也眼馋今年这免费的大戏，但在对祖宗的敬畏之下，也就只能乖乖点头。

    还好，我们这些孩子多半承担的是打猪草、放牛之类的活计，轻松自在，也没人管，这些族规、祖坟之类的话，在我们的耳朵里，远不如戏台上的翻筋斗来得实在。

    几个孩子凑在一起，便求着大人们要去看戏，要去买那戏台下好吃的炒米和饴糖。

    但我那没有资格去祠堂议事的母亲，却在屋里愁眉不展。

    “去不得了，幺妹。”

    母亲坐在桌旁，借着冬日昏黄的日光，手里一边吃力地拿着锥子纳着鞋底，一边叹气：“现在怕是叫不到船了，咱们临水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大木船，早被太公拿去运今年剩下的租子了，其余的，都是些极小的鸭船或枪划子，只能坐两三人，过不得那些湍急的地方，不合用的。”

    “之前也有人去邻村问过了，那些稍微大些的船，也早都给别人定下了。”

    我站在一旁，听着母亲的话，扁了扁嘴，眼泪已经在打转，眼看着就要哭出声来。

    看着我这副模样，母亲放下手里的鞋底，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嘱咐道：

    “莫要哭，也莫要乱跑了，太公都说了，那戏是不合祖宗规矩的野戏，女人家若是看了，是要惹太公生气的，要是被太公知道，咱们家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我抽噎着，没有说话。

    到了傍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水面上偶尔有船只路过，明明隔得赵家沱还有好几里水路，但借着风势，我却好像听见下游那边，隐隐约约飘来几丝锣鼓响动了。

    那“咚锵、咚锵”的声音，像是挠我的心一般，我似乎都能闭着眼睛知道，好些人已经在戏台下，买到了热气腾腾的豆浆和香甜酥脆的炒米吃了。

    这一天我都没了心思去跟着男孩儿们去河沿上钓虾，晚饭的杂粮糊糊，我也只喝了半碗，东西也少吃，只是一个人搬了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

    这生闷气的样子母亲看在眼里，也就只能叹口气，她从来都是好脾气，父亲怎么苛责她也不会反抗，是绝计不敢帮我说话的，直到月亮渐渐爬上了树梢，我才揪着手里的一根干芦苇，将它撕成一条一条的，心道：总之，是看不成了。

    忽然院子的矮墙边上，有了些悉悉索索的响动。

    我抬头看去，只见水生从墙上探出个脑袋，他爬得满头大汗，在月亮下闪着光。他冲着我招了招手，压低了嗓子，像做贼一样低声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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