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生，你说江江他们会过得好吗？”
“会。”河生说，“他们比咱们强。”
“嗯。”林雨燕靠在他肩上。
两个人慢慢地走回家去。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是在鼓掌。
十二
七月二十日，陈溪的升学宴。
不大，就几桌亲戚朋友。酒店定在离家不远的一家饭店，菜是林雨燕点的，都是陈溪爱吃的。河生举着酒杯站起来。“今天是溪溪大喜的日子。溪溪考上复旦大学，爸爸为你骄傲。”
陈溪站起来，眼眶红了。“爸，谢谢您。您辛苦了。”
“不辛苦。应该的。”
“妈，谢谢您。您也辛苦了。”
林雨燕也红了眼眶。“不辛苦。”
一家人碰了杯，喝了酒。方卫国从北京打电话来祝贺，方远在电话那头喊“溪溪姐姐”。
陈溪笑了。
方卫国说：“溪溪，你以后写书，跟你方叔叔一样，记录这个时代。”
“好。”陈溪说，“方叔叔，您等着。”
“我等。等你的书出来，我帮你写序。”
方卫国挂了电话。陈溪坐在河生旁边，把头靠在他肩上。
“爸，我会努力的。”
“好。”河生摸了摸她的头。
十三
方卫国从北京来了。他一个人来的，方远没跟着来。他说河生要回河南，他得陪着。
“河生，你啥时候回去？”
“月底。”
“我陪你去。”
“好。”
从上海到洛阳，高铁四个小时。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山地。过了郑州，天地变得开阔起来。麦子已经收了，玉米正在拔节，绿油油的。
方卫国指着窗外。“河生，你看，那块地是咱俩小时候偷瓜的地方。”
“记得。你偷瓜被人追，摔了一跤，瓜摔烂了。”
“不是你推的？”
“我跑都来不及，哪有空推你？”
“你跑了不管我。”
“你腿长，比我跑得快，不用我管。”
方卫国笑了。“老了，跑不动了。”
“不用跑了。没人追了。”
火车到洛阳了，大哥开着那辆旧面包车来接。他穿着一件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出站口，眯着眼睛往里看。看到河生和方卫国出来，他的眼眶红了。
“哥。”河生走过去。
“河生。”大哥握住他的手。
方卫国也走过去。“大哥。”
“卫国，你来了。”
“来了。”
三个人都老了。三个人站在一起，白发对着白发，皱纹对着皱纹。
从车站到翟泉村，路两边的玉米地像绿色的海洋，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地响。大哥的车开得不快，他在前面开着，河生和方卫国坐在后座。
“哥，你身体怎么样？”河生问。
“还行。”大哥看着前方，“腿还是有点疼，但不碍事。能走能跑能吃能睡。”
“别逞强。”
“不逞强。老了，逞不动了。”
方卫国靠着车窗，看着路两边熟悉的风景，眼眶有些湿。“大哥，这条路咱仨走了多少趟了？”
“数不清了。”大哥说。
“年轻时候走的多。”方卫国说，“现在老了，走得少了。”
“河生回来，你就跟着回来。”大哥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你们不回来，我一个人也不怎么走这条路。”
到了翟泉村，大哥的院子还是老样子。枣树还是那棵枣树，树干粗了一些，树冠大了一些。满树都是青色的小枣。
方卫国站在枣树下，仰头看着，又伸手摸了摸树干。“这棵树，比咱们都老。”
“可不是。”大哥说，“我爸种的，五十多年了。”
“你爸种的树，你爸不在了，树还在。”
“在。每年还结枣，很多。”
大哥在厨房里忙活，河生想帮忙，被大哥赶了出来。方卫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河生站在枣树下，伸手摘了一个青枣，咬了一口，涩的。
“还没熟。”大哥从厨房探出头来，“熟了才能吃。不熟涩嘴。”
河生把青枣放在口袋里，等它慢慢变红。
下午，河生和大哥去给母亲上坟。方卫国也跟着去了。母亲的坟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面向黄河。
河生跪在坟前，点燃了纸钱和香。方卫国也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阿姨，我来看您了。您还记得我吗？卫国。小时候老来您家蹭饭的那个。”
河生的眼泪流了下来。
风从黄河上吹来，带着水气和泥土的腥味。纸灰在风中飞起来。
从坟上下来，河生和大哥、方卫国去了黄河边。小浪底大坝，站在坝上，看着远处的黄河水。水很蓝，很平静。
“河生，你说咱们村就在那下面？”方卫国指着水库中间。
“对。”河生说，“就在那下面。六十多米深。”
“可惜了。那么好的村子，说没就没了。”
“村子没了，人还在。”大哥说。
方卫国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三个人站在大坝上，看着黄河水，站了很久。
傍晚，河生和大哥坐在院子里乘凉。方卫国累了，在屋里躺着。天边的晚霞把整个院子染成了橘红色，枣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枝头的青枣在霞光中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枣树，这是父亲种的，五十多年了。父亲早就不在了，可树还在，年复一年地发芽、开花、结果。大哥坐在旁边抽着烟，烟雾在暮色中缓缓升起，很快就散开了。
“哥，你一个人，不闷吗？”河生问。
“闷。”大哥把烟掐灭在鞋底上，发出一声细小的嗤声，“可是有什么办法？你嫂子走了，孩子们在外面，我一个人。闷也得过。”
“跟我去上海吧。”河生转过头看着他，“住几天。”
“不去。”大哥摆了摆手，“上海太远了，不习惯。我去了，这院子怎么办？这树怎么办？没人浇水、没人施肥、没人看着。”
“树不用天天看。”
“得看。一天不看，心里不踏实。”大哥抬起头，看着那棵枣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依恋，“这棵树，是咱爸种的。爸走了，树还在。我得替爸看着它。”
河生没有再劝。大哥这人，他是知道的，认准了的事，谁也劝不回来。就像母亲，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哥，我以后多回来。”
“好。”大哥看着他，笑了，“你回来，我给你杀鸡。”
“不用杀鸡。你吃什么我吃什么。”
“那不行。你难得回来，不杀鸡哪行？”
河生没有再争。第二天一早，大哥果然杀了一只鸡，炖了一锅汤。灶膛里的火苗映在大哥脸上，河生蹲在旁边看着，心里酸酸的。小时候家里穷，只有过年才杀鸡。母亲杀鸡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哭着，说不要杀。母亲说：“不杀鸡哪有肉吃？”他不懂，现在懂了，可是懂了以后再也回不去了。
“河生，你喝汤。”大哥盛了一大碗，递给他，碗底还卧着一个鸡腿，满满地浸在汤里。
河生接过碗，喝了一口。汤很鲜，鸡肉很嫩，和他记忆中母亲炖的味道一模一样。“好喝。”
“好喝就多喝点。”大哥又给他盛了一碗。
回上海那天，大哥站在门口，送了一程又一程，手扶着门框，白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
“哥，回去吧。别送了。”河生心里发堵，声音也有些发紧。
“再送送。”
大哥一直送到村口。河生上了车，大哥站在路边，朝他挥手。河生从后视镜里看着大哥的身影越来越小。他想起小时候，大哥背着他去上学，走很远的路。大哥的背很宽，很暖，也很稳。
车开了很远，河生还回头去看，大哥已经看不见了。
回上海后，河生收到大哥寄来的一包东西。青枣晒干了，红彤彤的。大哥在信里说，今年的枣结得多，晒干了给你寄些。你的胃不好，别一次吃太多。信的最后几行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墨迹都快要洇开了——“河生，一个人在家也没啥大事，就是想你多回来看看。”
河生看完信，把干枣放在桌上。他拿起一颗放进嘴里，很甜，很糯，可是吃到嗓子眼里，有些发苦。
小暑将尽，大暑在望。河生站在阳台上，远处的黄浦江在暮色中静静地流淌，江面上几艘货船慢悠悠地走着。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轻轻摇了摇。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暮色中响起来，像黄河的水声，像母亲的呢喃，像德顺爷在船头唱了一辈子的号子。
德顺爷说铜铃的声音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比黄河还远，比大海还远，比这条江两岸正在一盏一盏亮起来的灯火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