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三算结合”

    1974年的六月份，石队长搬进了新家。

    新房清一式装了玻璃窗，在黄土墙上还刷了白色的石灰墙粉，非常的干净明亮。“兰纳得”已经会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她也很高兴，这房子比破旧的老房子不知道好多少呢。

    石队长问了我几次，你搬过来吗？承业光桃住大厅右屋，我可以住左屋。我说，“我想住二楼。”

    石队长笑了，“二楼还没有修造好，一个大通间。”

    我真就上楼一看，好大的面积呀，崭新的地板，在上面可以翻跟头了，连翻几个都没有问题。

    我问石队长，“那你住哪儿？”

    他住在右后朝北一间。我说你应该住在前面的，可他固执得很，就是住北屋了。

    我又去新的厨房参观，新打好的大灶，干干净净。最让我稀奇的是“自来水”。石队长在屋子后面，修出一条小渠，将泉水引过来，一根毛竹当作自来水管，对着厨房的大水缸，把竹筒拉过来，水就“哗哗”地向水缸注水，一会儿水缸就满了，再一拨竹管，水就流入下一段渠里。他们还在渠道的那头，修了一个可以洗衣服的坞。

    我对这栋小“别墅”新鲜了两天，还没有觉得可以收起情趣，也就是第三天，光桃的肚子痛了。

    那天，承业一早去公社开会，还不知道，他的儿子也急着要出来看看新屋，提前一周准备出生了。

    接生婆是库前周家的一个女人，她手忙脚乱地准备着。石队长带着“兰纳得”去烧水，

    只有我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一切。

    于是，接生婆就要我做她的助手。

    我站在床沿边，看不敢看，说不敢说，动不敢动，傻乎乎地等着……她知道我慌手慌脚，什么也不会，就自己爬进床的里面，满头大汗地要光桃加油，还去掰光桃的腿。

    光桃过一会儿就叫唤一阵，而且越叫越厉害，她们两个都早已是一头一身的汗。

    只有我吓得两手冰冷，就想逃走。

    接生婆大叫，要我学她的样，去掰开光桃的另一只腿，我抖抖索索地，不敢碰光桃，

    但是光桃又阵痛了，她拼命地喊叫，让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接生婆又在逼我伸手帮助。

    我给逼得胆子壮大了，也开始掰光桃的腿，她一叫就掰，一停就松开。我们几个就这么都在折腾着……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小小的婴儿头出来了……

    接生婆大叫“好！加油！”

    然后，她马上跳到床外，我赶紧配合，躲闪到床后。

    她站在我的位置上，把消毒好的一包东西拿过来。光桃又一阵痛得拼命喊叫，最有意思的就是她自己去掰腿了……下一秒，孩子稀里哗啦滑出来了……一个男孩子……

    “哇！哇！哇！”那声音在新屋子里回荡……

    我忙着帮接生婆收拾床上的污血。

    接生婆包好了剪下来的衣胞，再去给小婴儿洗澡，回头帮助光桃换衣服垫上草纸……好在她非常利索，动作又快又熟练，很有经验。光桃也是第二胎，生产过程一切顺利。不然摊上了我这么个笨蛋做助手，实在是碍手碍脚，什么也不会干。

    我突然想起那个彭嫂，生孩子是她自己与那个十岁左右的女儿水莲……

    我这个当老师的人，又一次受到刺激，惭愧呀，假如在大荒野里，人怎么样可以活着，怎么样可以活下去，我什么都不会……真真不及山里的一个孩子！

    石队长的第一个孙子，大概觉得是我“接生”的吧，起名石方华，小名“周呀者”。

    其实，我只是亲眼看着他来到了人世间。

    他们一家高兴得了不得，抱着怕摔，捧着怕化的。光桃更是，从此就背在背上，舍不得放下了。

    时间飞快，一个学期给我混过来了。

    我“教”会了初一学生们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还有初二的指数。

    对于二年级的算术，我也是马马虎虎地完成了一个任务：终于让他们背出了二十以内的加法。

    就是一年级最糟心，孩子们勉强会读1到10，数数实物，掰掰手指头，但是都不会写。

    这七个孩子中四个是男孩，那个站着吃奶的，我叫他“奶宝”。他吃了七年奶，真的耽误了他的智力发育，混在一年级里的他，大概只有两岁的智商，就会跟着瞎嘟嘟。

    坐在他前面的是库前曾主任的小儿子。

    曾主任和他的堂客都是正常智商的人，但是，听说他们是表兄妹结合。看来，近亲结婚真的是有问题。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曾红兵，我以前班上的学生，还算跟得上大家的学习，就是瘌痢头；老二是个聋哑人，天天在学校转悠，也想读书，可没有办法读。而这个老三，一头黑发，眼睛亮晶晶的，好像很不错。不过，一看到他写字，我就会头皮发麻。他握着一支笔，抖抖抖，抖了很久很久，抖出个1，连2也抖不出来。一个学期他就抖了一本子的“扭扭虫”。我只好叫他“曾宝”。

    接着是个“哭宝”，叫他读，他哭，叫他写，他哭。

    再一个男生，就是彭嫂的“爬门槛”了。想不到，他却学会了10以内的数，读与写都行，看来只有他可以爬过这个学习的“门槛”了。

    还有三个女孩子，她们都乖得很，坐在“爬门槛”旁边的那个，你说什么，她都“嗯，嗯”地答应你，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在她后面的那个正好相反，一叫她，她就直摇头。还有一个会害羞，让她课堂上读读，她就一脸通红，读不出来。不叫她时，她常会插嘴，不守纪律的瞎说，倒是说得有模有样。

    这七个孩子把我的心搅得天昏地暗，我只好向他们“投降”，一个学期的苦心，我输得连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了。

    暑假里，我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李老师林老师都回家了，没有“会”开，我感到寂寞得很。

    好在社会政治风向有点变化，公社的露天电影院好片子多起来了，不再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会放放《洪湖赤卫队》，《春苗》等电影。

    有一部新的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把一公社的人都吸引去了。

    我们库前的几个人，赶了七里路，下午五点未到，就早早到了公社的露天广场，找了个好位置，等在那儿。

    谭玲也来了，她挤过来，与我坐在一起。

    闹哄哄的广场，我们想说几句话也说不成，用了吃奶的力气，拔出最高嗓音，贴着耳朵叫，也互相听不清楚。

    谁知道，我们坐的位子太好了，快开映时，电影工作人员要我们前三排的人让出来，公社负责同志都要来看。于是，我们的好位置变成了最差的位置。

    因为连最后一排也挤满了，电影队的一个人，觉得对不起我们，就去公社食堂搬来了好几条长板凳，放在银幕的背后，一个小斜坡上。

    我们就转移去了那儿，看了一场“反面”的电影。不过一会儿，我们就习惯了，照样哭得稀里哗啦，手帕都是湿漉漉的。

    晚上十点钟左右，电影结束散场。我们却有优势了，背面人少，一会儿就很悠闲地走在公路上了。我与谭玲各自要跟上老俵们回去。她只来得及告诉我，她已经办好了去成都的手续，要离开了。

    一路上，我想着又一个好朋友要走了，忍不住眼泪直流。好几个库前的老俵，还有学生来劝我：电影只是电影，不要太伤心。我点点头，也不解释什么，就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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