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力，还满不在乎地宽慰老周说：“我觉得应该没事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有事了。
几天以后，虽然裕斌老师没有来，但是好像“上面”也没有什么动静。余校长还拿出收音机一定要我保管。他说用电太费了，一个月要四节大电池。
我也不想要，可他一定要存放在我的房间里，说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什么安全不安全的，他发现这个收音机会闯祸，于是想把“祸水”存放在我这儿。
这些天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汪剑玉老师喝醉了。他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只狗，他与大周老师敲死了那条狗，还烤了狗肉，请了几个库前知青拼酒。因为他心情不好，结果烂醉如泥，呕得厉害，不断地说着心酸的话，对我们知青的前途悲观失望。
我劝劝他，他就一直说，“你们女的，可以嫁出去呀，找个人就有了希望了。”他还呜呜咽咽地痛泣，“而我们男生，一穷二白，用什么成家？嗯，怎么养活一个家？”
我说我们还可以争取读大学呀！
他乜斜眼睛说，“别妄想啦，我堂堂一个高三学生，却输给了那个‘白卷先生’……，还会有前途？你有门路吗？没有，没有门路有什么希望！”
我看他，一会儿呕，一会儿胡说的，就赶紧叫来了一个初一女生，一起把他扶到了他的房里。
对于这个汪剑玉老师，我与他却是有一点隔阂的。而且，起因还是我不好。
两年前，是1969年的3月9日，我们一群赴江西插队的人，从上海出发时，在火车上点名，叫到“汪剑玉”，半天没有人应答。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我，因为我的名字发音与他只差一个字，
“他是你哥哥吗？”那个领队问我，我拼命摇头……
一起来送我的恩兰，她告诉我说：“好像他就是隔壁弄堂的，听里委阿姨们说，他参加过一个叫“驱虎豹”的流氓组织。”
我这只初出暖巢的雏鸟，什么也不懂，却还要装着什么都行。于是就带着这句会闯祸的话，到了库前。那里也有人这么问我：“他是你哥哥吗？”我回答得飞快，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不是，他是我家隔壁弄堂的人，参加过流氓组织‘驱虎豹’。”
汪剑玉是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他后来还是来了。一听别人告诉他这句话，火冒三丈，认定我是故意伤害他。于是，他想法调去了陡岭，也同样用莫须有的流言蜚语，一下子将我涂黑了。
在知青堆里，我就此成了一个从灰黑的灶膛里，爬出来的小猫，即便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白了。其实我也知道，那是我自己不懂事引起的，陷在漩涡里，是我幼稚的代价。加上我在坪陂村，只有两个知青，连给我辩白的机会也没有。
谁知不久，机会倒是来了。
插队第一年，我们知青的信件来来往往都给拆开的。老肖，那个南昌的下放干部，极左分子，他想从信件里找出他认为需要批斗的人。果然，给他找出了三个。其中就有汪剑玉。
那时，我写的信里都是浪漫的诗句，也是真性情，因为山里的秀美风景深深吸引了我，而且石队长对我很好，所以我没有很困难的生活问题。他们查了我好几封信，没有找到不适当的言语，因此我成了一个“良民”。老肖要我向汪剑玉“开炮”，这是给我的一个考验。
我对自己初出家门就摔一跤的事，是有自己的认知的，我并没有怪罪别人，哪怕有人因此回泼了我一身墨，也是我成长路上的教训。现在要我乘人之危，来个报仇雪恨，我也不会。
于是，我三缄其口，一言不发。最后，我落了个“没有斗争性”的结论。
然而要知道，这个可是被他们记进档案的政治结论，而知青同学的叽叽咕咕只是口水小事，但是，我都得忍住，因为那是我先出的错。
汪剑玉来学校上课，我们在闲谈中，把这件事说明白了，他也很快谅解了我。我们从此可以坦然面对。但是，现在他醉酒需要人照顾时，我又想最好回避，于是，我留下了那个学生，关照她好好照顾老师，自己抽身走了。
第二天，他醒过来，很不好意思地打招呼，我也只是淡然一笑。不过我们倒是闲聊起来。
他告诉我，最近南京有个知青，编了一首《知青之歌》，问我知道吗？我茫然地摇摇头，看来我还是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呢。他说那首歌写出了知青的真实生活和感受，但是，作者却因为写了这首歌而被枪毙了。
我听了，震惊到心紧紧缩成一团，还感到一阵一阵的痛……就这么一首歌，有什么反动作用，用得着拿一条命来抵吗？
就在这时，坪陂队的陈副队长急匆匆地进来找我，要我赶快跟他出去看看。我见他一脸紧张，就十分狐疑地跟着他，跑出了学校大门。
他指着正在走出库前的两个人说：“你认识他们吗？”我左看右看，不认识。
陈副队长告诉我说：“这两个人是来调查你的。”
我惊愕地瞪大眼睛，“我？”
“是的，”他见我不清楚，赶快告诉我说，“他们说你在库前小学搞封资修，还包庇偷听敌台的人。大队宗书记把我和石队长也一起叫到队部，配合他们的调查。他们还要看你的档案，想了解你是什么成份，并要我们写写你在队里的表现，什么‘好逸恶劳’呀，什么‘资产阶级情调’呀，还有一些我也背不出来了。”
我一听脑子就嗡嗡作响，刚才汪剑玉告诉我的，那个《知青之歌》的作者，被枪毙的事情，心里的寒气还在，却好像一转眼就要轮到自己了？我觉得脊梁骨不断发凉，双脚发软，……
陈副队长，见我脸色煞白，赶快对我说：“别害怕，他们被石队长痛骂了一顿。石队长说你就是他的女儿，要查就来查他。石队长一生气，还将他的旱烟杆子都拍断了。那两个人就这么灰溜溜地走了。”
我呆在那里，泪流满面……
那个年代，哪怕一件小事，不留神就会像在水面削了一块小石头，或许会引起一连串的跳跃，与越来越大的漪涟，到后来会发酵成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如果他们把我关押起来，加一个罪名，“包庇偷听敌台的反革命”，我会伏首认罪吗？我肯定忍死理，没有的事怎么可以说有！那么后面就会演变成；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了……如果再加上发动群众来批斗……我对别人是会“三缄其口，一言不发”，而别人……？
最幸运的是，我遇上了贵人，在那么可怕的当儿，石队长用他纯真善良、金子般的心，又一次像父亲那样默默地护卫着我，使严重的事件没有发生。
然而，很快到了春插时节，这次队里让大周老师留在学校，一二年级不放假，却要我跟着支援平原插秧队，去山下罗坊村，参加十天左右的春插。看来，那两个不认识的外调人员说我“好逸恶劳”，“宣传封资修”的控诉，还是要让我付出代价的。
插队的第一年，我就学会了插秧。
虽然下水田很苦，春插又有时间要求，起早摸黑，腰酸背痛非常辛苦，但是我有一定的经验，所以也不很怕。
当然，在平原插秧与我们山里比，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田平平整整一亩一块，连成一片。
而我们山里的梯田，一小块一小块，一圈一圈绕在山梁上。那时，我们山里还流传一个笑话，说是上山插秧的人，数好了有十块田，怎么插好秧就只有九块田了？原来有一块田被斗笠盖住了。
所
第十三章 “偷听敌台”事件-->>(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