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偷听敌台”事件

    开学后一个月，余校长才记得将收音机带来学校。

    这台无线电收音机一本书那么大，需要两节大电池。

    看到它，我就想起我的弟弟，他自己组装的，摊了一桌子零件的矿石收音机，如果他也用个漂亮的小盒子，把零件收拢一起，他的矿石收音机也一样的稀罕。

    余校长旋转了开关，果然发出了声音，音质不怎么样，总有嘶嘶的电流声，不过很响亮。

    我们几个老师像看稀罕物似地，围在余校长的办公桌前，一会儿要求拨到中央台，一会拨江西台，还有戏剧台……

    直到上课，我们才各自站到教室的讲台边。正好没有课的小周老师，裕斌，依然在拨来拨去的，仔细研究着……

    等我们下课回到办公室时，聪明的小周老师，果然发现了新功能。他在收音机的背面，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左右拨动开关，一拨到短波上，就会有外语的播送。

    看到我们下课进来，他兴奋得又说又示范。我们老师，再加上学生，都围过来，里三层外三层，挤作一堆……

    余校长不是很高兴，他突然严肃地说，“这是什么台？”

    汪剑玉到底是高中生，懂得多，马上就回答：“这是短波，有MGZY，还有英国BBC广播电台。”

    “那就不能听，那是敌台。”他语气非常紧张，就好像如临大敌似的。

    谁知裕斌一心在那个新发现上，竟然没有听出这里面的严重性，还在高兴地说，“这收音机很不错，有三个波长。”说着还想去拿收音机。

    余校长一把夺过收音机就锁进了抽屉里。

    裕斌意犹未尽，勉强走开。

    别以为这事就此结束了，后面的情况有点复杂起来。我们几个刚冒出青葱小芽儿的傻瓜们，根本想不到这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

    下个周一，裕斌，也就是小周老师没有来上课。余校长让我代他上三四五年级的数学课。我问他；“裕斌怎么了？”余校长说他去库前村参加劳动了，他不适合当老师。

    我有点莫名其妙，心里憋着一肚子的迷惑，也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上午都在教室上课，小周老师不来，他的课就压在我身上了……

    孩子们很有意思的，有两个周老师，他们就叫大周老师与小周老师。而现在学校又来了一个汪老师，他们就叫男汪老师，女汪老师，居然分得很清楚。他们还告诉我说：喜欢有两个周老师，两个汪老师。

    我站在那个一摇三摆的破课桌前——也就是我们老师的讲台前，不知所措地面对孩子的疑惑，

    “为什么小周老师不能来给我们上课？”，

    “偷听敌台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是非常为难，要知道，我自己也有一连串的问题：是谁告的密，余校长？但是他没有决定权。是谁不准裕斌来上课的？……我极力搜肠刮肚，还是想不出合适的答案。

    说当老师有多不容易，并不是那几本教科书有多少难，而是学生们随时随处、会有现实问题要你即刻回答，那才是考验一个老师真才实学的时候。

    现在，我又一次，回答不了孩子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也不知道，由谁先来解开我心中的谜团。那些小题大做的人，理直气壮地开除人，而我倒是面对孩子们的不满，觉得理屈词穷。

    小翠第一个发出困惑的声音，“那天一大群人围在那儿听，怎么是偷听？”

    马上好几个人又问：“敌台？那是啥？”

    我只好故伎重演，不懂装懂，尽自己的努力来解释：“我们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有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等等。而美帝国主义的电台，他们与我们有不一样的思想，他们反对我们，与我们对着干，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电台就是敌台。”

    “哦，我明白了”，承生又开始调皮，“我们吃饭，他们拉屎；我们说话，他们放屁。”一教室的孩子们都笑得稀里哗啦。

    小翠说：“老师，是不是……在我们国家，我们会斗地主，而在他们美国，是地主斗我们。”

    我不好说对，也很难说错，因为以那个年代的认知，只有一个论调：“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勉强回答：“你说得有点像，或许应该说是他们国家的富人，包括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穷人，也就是剥削无产阶级。”

    但是，爱思考的裕文说话了，“不是说要知己知彼吗？我们不可以听他们说什么，而他们会听我们说什么，那我们还能战胜他们吗？”是呀，大家又都议论纷纷起来。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幼稚但又好奇的孩子们，因为我也一样的幼稚，只好再次胡扯几句：“我们有专门的人去收听的，反正我们听不懂，也就不要听。”

    我轻描淡写的这些解释，根本没有说服孩子们，然而，却等来了一个戴着大盖帽，一身制服的警察。

    那个警察在周主任的陪同下，来调查“库前学校偷听敌台的恶性事件”。因为收音机是奖励给小宣传队的，第一个接受问讯的就是我。

    那个警察很严肃地关照我说：要老老实实将来龙去脉说清楚，不然这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我惊得心里一哆嗦，同时还感到非常寒心，有点不服气地说：“这么一点小事就要抓人？”

    他很肯定地点点头。

    周主任坐在那儿静静地等我怎么回答，可他那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让我很烦心。我突然冒出了一句，“你们警察管不管偷东西的事？……”

    还没有等我说完，周主任连忙打断我说，“不要东拉西扯！”

    但是，我看到他的脸上，分明肌肉抽筋，有几分慌张和尴尬。

    好吧，我请警察挪一下身体，他坐在了余校长的办公桌旁。还好抽屉钥匙插在上面，我说，“请你打开抽屉，那个收音机在里面。”

    趁他取收音机的同时，我解释说，“这收音机奖给我们宣传队后，一直是余校长保管。”

    那个警察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

    我指着那个小小的拨动键，接着说，“那天，就是这个开关拨动后，播出了外语的广播。你试试。”

    在我的鼓动下，警察与周主任也都忍不住好奇心，真就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收音机，拨动了那个开关。马上传出了一连串的英语播送。

    我说，当时还有一群人围着，就是听到了这么个声音。

    警察关掉了收音机后，有点不耐烦地对周主任说：“谁报的案？”，没有等周主任回答，就对我说：“确证吗？你可以签字做保证吗？那个周裕斌没有偷听敌台？”

    “可以，”我毫不犹豫地应下来，“这是事实。”

    周主任看着听着，脸上没有了那种笑，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一种狡猾，这是我曾经看见过的眼神……我估计他一直在怕我提铺板被盗事件吧？所以他要警察快点拿出一叠纸，翻到一页上，要我签字。

    我一看是证人证言，于是在空白处写了一句话，“没有偷听之实。”就签字并盖了手印。

    隔一天，我碰到小周老师的父亲——老周，他眼里闪着泪光，特别怕人听见似的，轻声地对我说了声：“谢谢！”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其实是周氏家族里，有人妒忌裕斌呢。”我有点听不懂，但是，他的话更让我觉得“复杂”这两个字的分量，原来有个不知道的谁，总是在背后控制着我们的生杀大权？

    不过，我实在没有那种敏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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