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那里。他的白大褂上那几滴血已经干了，变成暗红色，像生锈的铁。他的眼睛红红的，像是一夜没睡。他的双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可他的手指在口袋里面抖。
“王主任，怎么回事？”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她自己都觉得陌生。这种平静是在急诊室练出来的——越是紧急，越要平静。因为你是医生，你是所有人的主心骨，你要是慌了，下面的人更慌。
“术前……术前标识做错了。”王勇低着头，不敢看她。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到。“患者左侧骨折，我在右腿上做了标识。巡回护士核对的时候没发现，麻醉医生也没发现。切皮的时候我才看到……”
“切皮的时候看到了为什么不停止？”
王勇没说话。他的嘴唇在抖，喉咙上下滚动了一下。他的眼睛盯着地面，盯着地砖的缝隙，好像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说啊。”王淑芬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看到了为什么不停止？”
“我以为……我以为可以补救。”王勇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很艰难，“右侧切口已经打开了，我想着既然打开了，就把右侧也固定一下，反正右侧也有骨质疏松……”
王淑芬闭了一下眼睛。她想起李明远说过的一句话：“手术台上最怕的不是犯错，是错了还想补救。一步错，步步错。”
“王主任，您干了多少年骨科了？”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她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声音很轻，“二十三年，您应该比我清楚，手术部位错误是几级不良事件。”
王勇没说话。他的肩膀塌了下去，整个人像是矮了一截。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了下去。
“一级。”王淑芬替他说了，“最高级别。”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ICU里监护仪的声音，滴滴滴的，像是倒计时。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窗帘轻轻晃动。
王淑芬转身要走。她还要去处理太多事情——安抚家属，组织会诊，写报告，上报卫健委。她的脑子里已经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每一项都刻不容缓。
“王院长。”王勇忽然叫住了她。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
她停下来，没有转身。
“那个患者……他儿子是道上混的。”
王淑芬的脚步顿住了。她慢慢转过身，看着王勇。
王勇的眼睛里，是恐惧。那种恐惧不是对医疗事故的恐惧，不是对处分、停职、开除的恐惧，而是一种更原始的、更本能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他的嘴唇在抖，不是冷的，是怕的。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麻醉医生说的。他认识那个人。”王勇的声音在抖，“那个人叫刘铁军，以前进过监狱，抢劫罪。去年刚放出来。”
王淑芬盯着他看了五秒钟。
“不管他是谁。”她的声音很冷，冷得像窗外那层薄雪，“你现在要做的，是去跟家属说实话。”
王勇摇头。摇得很用力，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脑子里甩出去。“我不敢。王院长，我不敢。那个人——”
“不敢也得敢。”王淑芬打断了他，“你不去，我去。”
她转身朝ICU门口走去。
“王院长！”王勇在身后喊她，声音里带着哭腔。
她没有回头。
ICU门口，一个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正站在那里。
他四十出头，剃着板寸头，头皮上有一道疤，从头顶一直延伸到额头，像一条蜈蚣。他的脖子上戴着一条粗金链子，金链子下面是一大片纹身——黑色的蝎子，尾巴翘起来，毒针正对着他的喉咙。他的手指上套着三个戒指，左手腕上还有一道长长的刀疤，从手腕一直延伸到小臂，像是被什么东西砍过。
他靠在墙上，一条腿曲着，脚踩在墙根，姿态很随意，但眼神很冷。那种冷不是冬天的冷，是刀锋的冷。
他手里夹着一根烟，烟雾在走廊的白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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