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咬了一口。软了，不脆了，但还是甜的。她嚼着苹果，嚼着嚼着，眼眶红了。
手机响了，是李明远。她接起来，声音沙哑：“喂。”
“今天怎么样？”他的声音温和，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沉稳。电话那头有孙子的笑声，咯咯咯的，像小铃铛。
“累。”她只说了这一个字。但这一个字里装了很多东西——委屈、压力、孤独，还有一点想哭。她说不出来，也不想说。
“开会了？”
“开了三个。”
“有人不服？”他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问“今天下雨了吗”一样平常。
“你怎么知道？”她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没开的吊灯。吊灯上有灰了，她一直想擦，一直没时间。
“我当年当主任的时候，第一次开会也不服。”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得很轻，“正常的。你刚上去，下面的人都在观望。你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别怕得罪人。”
“我不怕得罪人。”她说，然后沉默了几秒。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我就是怕……做不好。”
“你做得好。”他的声音很笃定，没有一点犹豫，像是在说一件毫无疑问的事实，“你是我见过最认真的人。认真的人，没有做不好的事。”
她没说话，但嘴角弯了一下。她想起三十年前，她因为分配去牡丹江哭了一下午，他也是这么说的——“淑芬，你在哪儿都能做好。”那时候她不信，觉得自己被发配到了边疆。现在回头看，她在牡丹江干了三十年，从住院医干到了副院长。他说得对。
“老李。”
“嗯。”
“你什么时候来？”
“这周六。”
“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她坐在黑暗里，握着手机。手机屏幕暗了，她又点亮，看着屏幕上孙子的照片。照片里孙子举着一个比他头还大的西瓜，笑得露出两颗小门牙。那是去年夏天在哈尔滨拍的，她也在照片里，站在孙子身后，弯着腰，脸贴着孙子的脸。那时候她还没脱发，还戴着那顶灰色毛线帽。
她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放下。正要起身去洗漱，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亮了，是一条短信。陌生号码，没有署名。
“王院长，劝你别查太深，有些事不是你能兜得住的。”
她的手指僵在屏幕上。那行字在黑暗中发着光，白底黑字，清清楚楚。她的心跳忽然加快了，不是那种紧张的快，是那种——被什么东西盯上了的快。
她盯着那条短信，看了足足一分钟。她没有回复。她知道回复了也没用，对方不会暴露自己。她截了屏，存进了加密相册。然后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过了很久，她拿起手机，给李明远发了一条消息：“老李，这周别来了。我有事要处理。”
消息发出去，三秒钟后，回复就来了：“什么事？”
她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反反复复很多次。
最后她发了：“医院的事。回头告诉你。”
又过了几秒钟，他的回复来了：“好。有事打电话。”
她盯着那个“好”字，盯了很久。
然后她关掉手机，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王淑芬刚到办公室，医务科长就匆匆推门进来，脸色很难看。他把一份文件放在她桌上，声音压得很低：“王院长，骨科王勇主任刚才来找我，说他不想干了。”王淑芬抬起头，看着医务科长的脸。“他说什么？”“他说……‘有人想要我死，我先走总比被人赶走好。’”王淑芬的手指攥紧了笔，指节泛白。她拿起桌上的文件，翻开，第一页就是骨科的质量安全月报——空白。一个字都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