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看了一遍自己写的那些字。歪歪扭扭的，大大小小的，有些字挤在一起，有些字分得太开。不好看。他把羊皮卷卷好，放回怀里。回去练字。
五
从封地回石室的路上，天已经全黑了。没有月亮，星星很亮，把小路照得像一条灰白色的细线。刘琦走得很慢，不是怕摔，是在想事情。
才旺选的那块地，三十亩，十户人。三十亩地能产多少粮食？十户人够不够种？年贡定得合不合理？他需要在脑子里算一笔账。产量，人口，消耗，余粮，储备。这些数字在他脑子里自动浮现，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在执行程序。青稞亩产多少？不同地的产量不同，保守估计，三十亩地一年能产一百五十袋青稞。扣除种子、贡赋、损耗，剩下的粮食够不够十户人吃一年？够了。还有富余。富余的粮食怎么办？存起来，或者在灾年分给不够吃的人家。
他走得很慢，算得很仔细，每一步都踩在碎石路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沙沙，沙沙，沙沙，像是有人在用炭笔在羊皮上写字——不是他写的，是次仁写的。工整的，有力的，一笔一划都不含糊。他要向次仁学，把字写好。
达娃在石室里等他。
灶台里的火烧得很旺，一锅糊糊在陶罐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看到他进来，达娃没有说“你回来了”，也没有说“饭好了”，只是从灶台上端过一碗糊糊，递给他。碗是烫的，糊糊是稠的，豆腥味混合着青稞的香气，在石室里弥漫开来。刘琦接过碗，蹲在灶台旁边，一口一口地喝。糊糊很烫，烫得他舌头发麻，但没有吹。他让它烫着，烫是真实的。
“今天怎么样？”达娃问。
“还行。认了十户人，记了他们的名字。”
“记得住吗？”
“记在羊皮上了。”
“我是说你脑子记得住吗？”
刘琦想了想。十户人家的名字，他大部分都记住了——旺久，扎西——不是那个扎西，是同名的另一个扎西；多吉——也不是铁匠多吉，是另一个多吉；次仁——也不是刻字的次仁，是另一个次仁。古格的人名就这么几个，重名的太多，容易搞混。他需要用“铁匠多吉”“刻字次仁”“佃农扎西”这样的方式才能在脑子里区分他们。
“脑子记不住，”他说，“但羊皮记得住。羊皮记住了，我就忘不了。”
达娃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上翘。“你这个人，什么都靠羊皮。没有羊皮，你是不是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
刘琦放下碗，从怀里掏出那块青铜片，放在掌心里。青铜片在火光中泛着暗绿色的光，上面的刻痕——“刘琦”——在光线的照射下清晰可见。
“没有羊皮，我也知道自己叫什么。”他说。
达娃看着青铜片上的字，看了一会儿，伸出手，用手指摸了摸那些刻痕。刻痕很深，她的指尖在里面滑过，能感觉到石头的坚硬和刀刃的锋利。
“这是你的名字。”她说。
“嗯。”
“你的名字刻在铜上。铜不会烂，字不会掉。你的名字会一直在。”
刘琦看着那块青铜片，看着那些七百年前刻下的笔划。七百年前刻下这个名字的人，已经不在了。但名字还在。名字在，人就还在。不是人活着，是名字活着。名字活着，比人活着更长久。
他把青铜片放回怀里，端起碗，把剩下的糊糊一口喝完。糊糊已经凉了，豆腥味重了一些，但他没有觉得不好喝。
“达娃。”
“嗯。”
“明天你教我写字。”
“次仁不是在教你吗？”
“次仁教我刻字。刻字和写字不一样。刻字是刻给石头看的，写字是写给活人看的。佃农要看，赞普要看，才旺不在了，没人帮我看了。我自己写，自己看。写好了，他们看着也舒服。”
达娃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灶台边，从灰烬中捡起一根烧焦的木棍，蹲在地上，写了一个字——“刘”。藏文的“刘”。笔划流畅，字形端正。她写完了，站起来，把木棍递给刘琦。
“你写。”她说。
刘琦接过木棍，蹲在地上，照着达娃写的那个字，一笔一划地写。写得很慢，手有点抖，笔划歪歪扭扭的，像被风吹歪的树。达娃蹲在他旁边，看着他写，没有纠正他，让他继续写。写完了，她拿起木棍，在他写的字旁边又写了一个“刘”。这一次写得更快，笔划更流畅，字形更端正。两个“刘”并排站在一起，一个是他的，一个是她的。他的像小学生，她的像书法家。
“多写。”达娃说，“写多了就好了。”
刘琦点了点头。他蹲在地上，一遍一遍地写“刘”字。写了一遍，又写一遍，又写一遍。写了十几遍之后，字开始像样了。不是那么歪了，不是那么抖了，笔划之间有了连贯，字和字的间距变得均匀。达娃蹲在旁边看着，没有说话，但嘴角是上翘的。不是笑，是那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满足的、温暖的神情。
灶台里的火烧得很旺，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靠得很近，像一个人。刘琦写着字，达娃看着他写着字，谁也没有说话。石室里很安静，只有木棍在灰烬上划过的沙沙声和牛粪燃烧的噼啪声。沙沙，噼啪，沙沙，噼啪。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是两个人牵着手在走路。你一步，我一步，不快不慢，不急不缓，一直走下去。
（第二十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