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相对人少的角落，给人事同事又发了条信息，询问公司处理此类情况的常规流程，以及大概多久能有人到医院。然后，他靠在冰凉的墙壁上，开始等待。
秦老头。那个沉默的、似乎与这栋光鲜的金融大厦格格不入的老人。他为什么会留自己的电话？他们几乎没说过话。古民回忆着有限的几次照面：秦老头看交易屏幕的眼神，偶尔闪过的一丝极锐利、极短暂的光，与平日浑浊截然不同。那不像一个普通门房会有的眼神。还有一次，古民在楼下便利店买面包当晚餐，碰到秦老头也在，拿了一袋最便宜的榨菜和两个馒头。结账时，古民下意识地让了一下，让秦老头先结。秦老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默默结了账，走出门时，似乎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
仅仅是这些。不足以构成任何交情。
除非…那眼神，那种对交易屏幕的、近乎本能的关注，让古民产生过一丝极细微的联想。但他从未深究。一个落魄的门房，或许只是年轻时有过一些与金融相关的经历，最终沦落至此。这样的故事在城市里并不鲜见。
但现在，这个落魄的老人躺在抢救室里，生命垂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唯一被联系到的人，是自己。
古民看着抢救室门上亮着的红灯，那里在进行着一场与死亡拉锯的、昂贵的、且希望渺茫的战斗。他忽然想起自己一直在构建和完善的那些风险评估模型，关于财务，关于时间，关于人性，关于伴侣选择。在真实的、突如其来的死亡和彻底的孤独面前，那些模型，那些计算，显得如此…纸上谈兵，却又如此必要。因为它们关乎的，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构建一种相对可控、相对有尊严的生活，如何避免（至少是推迟）陷入秦老头此刻的境地：重病、无依、甚至无法掌控自己生命的最后抉择。
他或许永远不知道秦老头为何留他电话。但此刻，站在这里，作为一个临时的、名义上的“联系人”，他感到一种沉静的责任。他需要帮助厘清后续，需要确保这个孤独的老人，在最后时刻，不至于被完全遗忘在冰冷的程序里。这无关利益，甚至超越简单的同情。这是一种基于最基本人性的、对同类境遇的回应，也是对自身未来可能面临的某种终极风险的、提前的审视和准备。
他拿出手机，在备忘录里新建了一个笔记，标题是“秦树仁事项跟进”。开始冷静地列出待办：
1. 与公司对接：确认公司处理流程、责任部门、可动用资源（如公司救助金、工会慰问、后事处理标准）。
2. 医疗沟通：跟进病情，了解确切诊断、治疗方案、费用预估。明确自己作为“联系人”的沟通边界。
3. 法律与手续：如最终不幸，公司无人能全权处理，可能需要联系街道、民政或公证处，处理身后事。需提前了解大致流程。
4. 财务梳理（如可能）：秦老头是否有个人财物、银行账户、其他资产？宿舍物品如何处理？这可能涉及与公司、警方、银行的沟通。
5. 信息核实：尝试从公司老员工或其他可能渠道，了解秦老头是否有不为人知的亲属或社会关系。
列完这些，他稍微感到一点掌控感。将混乱的局面分解为可处理的事项，是他的本能。尽管他知道，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隐藏着未曾预料的复杂和麻烦。
抢救室的门再次打开，另一个医生走出来，手里拿着文件夹。古民迎了上去。他清楚，今天，或许接下来的几天，他原本规划好的、关于风控模型、关于家庭基金、关于古婷还款计划、关于那些精细计算的一切，都不得不暂时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死亡和它所带来的一连串冰冷现实，让出位置。而在这冰冷的现实中心，是那个沉默的、谜一样的秦老头，和他留下的那个写着自己电话号码的、含义不明的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