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空的。秦老头入职多年，一直独身，填写的家庭成员情况是“无”。人事同事也表示惊讶，并说会立即向领导汇报，看公司层面如何处理，稍后可能派人去医院。
第三，个人风险与责任边界。 这是一个突发的外部事件，完全超出了古民的日常规划和风险模型。他原本的生活节奏是高度可控的：工作、管理家庭基金、监督古婷的还款计划、有限的社交。秦老头的病危，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投入时间、精力是肯定的，但更关键的是，这可能涉及不可预知的经济责任和复杂的后续事宜。他本能地评估着自己的风险暴露：时间成本（今天的工作、可能的后续跟进）、有限的财务成本（如果需要垫付少量急救费用，在可控范围内他愿意，但大额不行）、情感消耗（面对生死和陌生人的孤独终老带来的冲击）、以及潜在的、更复杂的牵连（秦老头为何留他电话？）。
但他没有选择回避。风险控制不等于冷漠规避所有不确定性。有些道义责任，即使模糊，即使可能带来麻烦，也在他接受的“人性风险”范畴内。一个孤独老人，在危急时刻留了他的名字，无论如何，他需要到场，弄清情况，协助搭建起最基本的处理框架。这是底线。
到达医院急诊科，喧嚣、消毒水味和凝重的空气扑面而来。抢救区外挤满了焦急的家属，医护人员步履匆匆。古民找到护士台，说明来意。护士核对了一下，指了指抢救室里面：“秦树仁还在里面抢救。你是他什么人？”
“同事。他留了我电话作紧急联系人。他家属联系上了吗？”
护士摇头：“送来时就他一个人，昏迷。身上只有一点零钱和那张纸条。你是第一个来的。医生正好要找家属谈话，你…能代表吗？”
“我只能先了解情况，并尽力联系其他可能的相关方。公司那边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有人来。”古民谨慎地划清边界。
正说着，一位穿着手术服的医生从抢救室出来，喊：“秦树仁家属！”
古民和护士一起走过去。医生快速说道：“病人是突发性大量脑干出血，出血量大，位置凶险。我们正在尽力抢救，但情况很不乐观，随时有心跳呼吸停止的可能。即使暂时稳住，预后也极差，大概率是植物状态，而且后续并发症风险极高。现在需要明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是否进行有创抢救（比如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心脏按压）？另外，后续如果生命体征暂时稳住，是转入ICU维持，还是…你们家属要有个心理准备和初步意见。”
问题直接而残酷。古民深吸一口气：“医生，我并不是他的直系亲属，只是同事，被他留作紧急联系人。我没有法律权力做这些决定。他的直系亲属目前联系不上，档案显示是独身。公司方面已经知情，稍后应该会有人来。在合法亲属或公司代表到来前，能否…请医院从人道主义和医疗常规出发，给予必要的维持治疗？关于有创抢救和后续方案，我个人的、非正式的看法是，如果医学上判断已无生存质量可言，过度抢救可能增加痛苦。但我这不能作为正式意见。”
医生看了他一眼，似乎理解了他的处境，点点头：“明白了。我们会继续抢救，尽力维持生命体征。但你们要尽快找到能负责的人，或者公司出面。很多文件需要签字。另外，费用问题…”
“初期抢救费用，如果需要，我可以以同事身份暂时垫付一部分，但需要票据清晰，且后续公司或社保应能对接。大额或长期费用，我无法承担。”古民把话讲得清晰明白。
医生没再说什么，转身又回了抢救室。古民站在嘈杂的走廊里，感到一种冰冷的现实感。这里没有K线图的波动，没有信用评估模型，没有精心计算的现金流规划。只有生死的赤裸界限，和与之相关的、现实而琐碎的责任：签字、费用、后事。
第196章 秦老头病危通知-->>(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