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至少需要十五分钟。
来不及了。
他咬了咬牙，拨通另一个号码。响了五声，接通。
“是我。”他说，用英语，“我需要拦截一架即将起飞的私人飞机，注册号VP-CJM，机型湾流G650，现在在苏黎世机场私人停机坪。飞机上有一个叫刘长明的中国籍男子，携带重要证据。不能让他离开瑞士。”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带着德语口音：“理由？”
“证据涉及一起二十年前的命案，和一起正在进行的跨国金融欺诈。”陈烬语速很快，“飞机注册在开曼群岛，实际控制人是‘晨星资本’，这个基金涉嫌洗钱和税务欺诈。如果让他们离开，证据可能被销毁。”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能提供什么担保？”
“我的名字，和我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编号。”陈烬报出一串数字，“另外，我可以保证，截获的证据会通过正式法律渠道移交瑞士当局，相关案件会得到应有的司法关注。”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对方说：“飞机起飞需要塔台许可。我可以延迟许可五分钟。你有五分钟时间赶到停机坪，出示你的证件，带走你要的人。但飞机和机组人员，你不能动。这是底线。”
“明白。谢谢。”
电话挂断。陈烬猛打方向盘，车子拐进一条小路，抄近道驶向机场。仪表盘上的时速指针指向一百六十公里，车窗外的景物模糊成一片流动的光影。
他的手机在副驾驶座上震动，是阿九发来的消息：
【已确认，湾流G650的飞行计划是直飞开曼群岛。一旦抵达，证据可能永远消失。】
陈烬没有回，只是死死盯着前方的路。
四年了。
从出狱那天起，他就发誓，要还林晚的恩。不是因为她救了他，而是因为她给了他新生——不是给他钱，给他工作，而是给了他尊严，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他还记得出狱那天，阳光刺眼。他站在监狱门口，身上只有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和两百块钱。他不知道该去哪里，能做什么。前同事躲着他，朋友疏远他，家人……他早就没家人了。
然后一辆黑色轿车停下，林晚从车里出来。她穿着米白色风衣，对他微笑：“陈烬，我来接你。”
他愣在原地，说不出话。
她说：“我知道你是冤枉的。基金会花了两年时间，找到了当年诬陷你的那个警察受贿的证据。现在案子已经翻了，你是清白的。”
他哭了。三十多岁的大男人，蹲在监狱门口，嚎啕大哭。
她没说话，只是等他哭完，然后说：“如果你愿意，基金会需要一个调查员，专门处理涉及女性权益的疑难案件。工资不高，但有意义。你考虑一下。”
他去了。一做就是四年。帮被家暴的女人搜集证据，帮被性骚扰的女孩讨回公道，帮被职场歧视的女性争取权益。每一桩案子，都让他觉得，自己这条命，没白捡回来。
而现在，该他救林晚了。
车子冲进机场，在安保人员的引导下，驶向私人停机坪。远远地，他看见那架白色的湾流G650，舱门已经关闭，舷梯正在收起。塔台显然还没有给出起飞许可，飞机停在跑道上，引擎轰鸣，但没有滑行。
陈烬跳下车，向飞机跑去。两个穿着机场安保制服的人拦住他，他出示了证件——不是警察证，是国际刑警组织发的“特别顾问”证件，权限有限，但在这种时候够用了。
安保人员通过对讲机确认后，让开道路。陈烬冲到舷梯下，用对讲机呼叫机组：“这里是瑞士联邦警察特别调查组，要求飞机暂缓起飞，请打开舱门，配合调查。”
飞机舱门重新打开，刘长明的脸出现在门口。他看见陈烬，脸色瞬间惨白，转身想往机舱里跑。但陈烬已经三步并作两步冲上舷梯，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刘先生，”陈烬的声音很平静，但手上的力道不容挣脱，“有个案子需要您配合调查。请跟我走一趟。”
“你、你是谁？”刘长明挣扎着，但无济于事，“我没有违法，我要见我的律师！”
“律师可以在警局见。”陈烬看向机舱内，一个空乘和一个机长正站在过道里，神色紧张。“那个文件箱，在哪儿？”
刘长明不说话，但眼神不自觉地瞟向座椅下方。
陈烬松开他，走到那个座位前，弯腰，从下面拖出那个黑色的金属文件箱。箱子不大，但确实很沉，上了锁。
“钥匙。”陈烬伸出手。
刘长明咬着牙，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抖着手递过去。陈烬打开箱子，里面是厚厚一沓文件，最上面是一份泛黄的、手写的文件，标题是“关于锦绣家园项目3号楼坍塌事故的真相说明”。
他快速翻了几页，呼吸越来越急促。
这不仅仅是事故真相。
这是……
“这不是我的！”刘长明突然尖叫起来，“是林国栋逼我签的！他说如果我不签，就把我送进监狱！我是被迫的！”
陈烬合上箱子，看向刘长明，眼神冰冷。
“这些话，”他说，“留着跟法官说吧。”
他押着刘长明走下舷梯，在安保人员的陪同下，走向机场警局。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苏瑾的电话。
“拿到了。”陈烬接通电话，只说了三个字。
电话那头，苏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陈烬，”她说，声音有些哽咽，“谢谢你。”
陈烬看着手里沉甸甸的文件箱，又看看灰蒙蒙的天空，轻声说：
“该说谢谢的，是我。”
四年前，是林晚把他从地狱里拉出来。
四年后，该他拉她一把了。
车子驶离机场，驶向市区。
距离下午三点的发布会，还有三个半小时。
而他们手里，终于有了翻盘的底牌。